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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鸣:中国经济重心应转向提升经济质量

2017年08月11日 16:23 来源:中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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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宏网8月11日电(记者 贾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近日表示,如果下半年经济增长调整的幅度不是很大,可以判断中高速增长的平台基本确立,而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平台,意味着我们的重心应该转向提升经济质量。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上半年6.9%,主要经济指标都好于市场预期,在总量、基数不断增大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增速已经连续八个季度保持在6.7-6.9%的区间。

  王一鸣指出,中国经济进入相对稳定的中高速增长平台的条件正在进一步积累,如果把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周期变化分为上下两个半程的话,我们可以观察到,上半程主要的特征是经济增速的持续回落,同时伴随着旧的动力的减弱,传统产业部门盈利能力的大幅下降。

  2016年下半年以来,工业生产趋稳,价格在回升,企业盈利水平明显在改善,这个似乎又预示着中国经济周期变化在进入到下半程,这个下半程的基本特点就是经济增速会逐步趋于稳定,波动幅度比上半程明显减小。王一鸣说,“可以做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国经济)开始转入到中高速增长的新平台。”

  之所以作出这个判断,王一鸣给出了四点解释:

  第一,从经验数据来看,2010年是10.6%的增长率,2016年是6.7%,增幅的回落幅度大概是40%左右。从日韩高速转向中速的周期去观察的话,那个时间回落的幅度大概也是40%,到了中速会稳定,这是一个经验数据,因为中日韩都是东亚地区,都是经历过高速增长转向中速的经济体,从经验数据来判断,似乎已经进入到相对稳定的中高速的平台。

  第二,从影响上半程经济降速的这些因素来看,也在逐步减弱。上半程经济减速主要的影响因素是投资的下降,尤其是房地产投资出现了明显的回落,房地产投资在2013年左右达到峰值,以后明显下降,到2015年只有1%的增长率。2016年在市场转暖的情况下有所回升,但是今年随着市场的调控力度加大,又会重新进入下降的区间。所以说房地产投资回落是影响上半程的重要因素。

  还有一个就是基础设施的投资高峰是否也在过去。现在对地方政府的负债都有上限的限制,加强了风险的防控,未来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也不会像上半程处于这么高的位置,会逐步回稳定以后,所以我们说影响上半程的这些因素,投资放缓的这些因素,到这个阶段慢慢会稳定下来,这是我们进入中高速增长平台,也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第三,从短期的因素来看,市场化驱动的制造业投资,民间投资也出现了触底回升,制造业投资去年曾经经历过负增长,现在逐步回升到5%,略高于5%的区间,民间投资也在逐步回升,这个是中高速增长平台重要的条件。

  第四,从国际经济周期来看,经过国际金融危机以后9年的调整,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些转暖的趋向,包括美国二季度的GDP五差不多是一季度的一倍多,欧元区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失业率在明显下降。全球贸易增速也开始高于GDP的增速,这是扭转了2011年以来连续五年的贸易低于GDP增速的状况,所以全球的转暖带动了出口的回升,今年出口上半年按美元计价是8.6%的增长率,这改变了过去两年负增长的局面,这些都是我们进入中高速平台重要的条件。

  “中国经济进入相对稳定的中高速平台,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速就稳定在一个水平上,我们说“L”型,并不意味着稳定在底部的水平上,而是会在相对稳定的底部出现小幅的波动。”王一鸣说,它是一个长周期的趋势和短期波动的相互叠加,随着今年下半年短期需求回升拉动作用的减弱,房地产市场还会有向下调整的压力,外贸出口可能也会有向下调整的压力,企业补库存的效应可能会有所减弱。

  王一鸣判断,今年下半年,可能会出现小幅的回调,在底部的小幅振荡。现在看来,这个回调幅度不会太大,市场预期也基本相同。而如果下半年能够证明这个调整的幅度不是很大,比如说下半年可能是增长6.7%左右,我们就可以判断中高速增长的平台基本确立。

  他指出,上半程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降速,所以我们把很大的力量上投入到稳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平台,意味着我们的重心应该转向提升经济质量。“提高质量是保持可持续中高速增长的重要前提和条件,也只有提高质量和效益,才能为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创造条件。”

  王一鸣直言,这一轮经济增速趋稳,价格回升,企业效益改善,更大程度上是由价格上升带动的,企业利润的改善相当程度上是由价格上升,价格回暖带动的,还没有完全转化为企业的产品升级,价值链的提升。这个价格回升的效应会逐步减弱,PPI也慢慢开始下降了,如果这个回升效应逐步减弱,窗口期过了以后,如果不抓住这个窗口期,下决心来推动企业提升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提升经济的质量,这个窗口期过了以后,我们就会重现以前企业面临的这种困难。因此,这个阶段要把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放在最优先的位置。

  从更长期的趋势来观察,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发生变化,过去相当长一个时间靠的是投资的拉动,包括1998年,2008年,但是现在投资的边际效率在下降。他指出,用增量资本产出比来计算的话,会发现,过去一个时期,投资效率是明显下降的,差不多2010年到2015年下降了40%。投资效率下降,要保持产出的稳定增长,必然会带来负债的增加,要增加负债,你要保证效率在下降,要有更高的产出,有更多的投入,这样就要增加负债。

  “杠杆率是在持续攀升的,与这个是对应的。这条路很难再走下去。”王一鸣说。

  另一方面,过去依靠铺摊子,扩大产业规模来拉动经济增长,现在面临严重的过剩压力,再铺摊子很难铺。

  此外,过去主要依靠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大规模、高强度投入,现在这种投入的条件也在发生变化,劳动力开始减少了,我们每年减少300万到400万,刘易斯拐点已经过去。土地的供需、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生态环境的约束这些条件都在发生变化,所以,传统的动力很难再走下去。

  今后一个时期,新动力来自何方?王一鸣指出了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消费的升级和大消费的产业

  居民收入的增长稳定的高于GDP的增长,这个为消费的持续扩张创造了条件,而且我们现在正处于消费结构的升级期,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居民消费呈现出高端化、多样化、个性化的特征,而且服务消费的比重越来越高,人口的老龄化、收入水平的提高,服务消费的比重越来越高。

  传统上经常用商品零售总额来统计消费,现在越来越不准确了,因为服务的消费怎么更好地统计,现在面临这个问题。消费的高端化、个性化、服务化,这种升级会带来庞大的新的消费需求,这是我们未来非常重要的动力。

  第二、培育新兴的产业

  我们觉得未来有四个超过十万亿级的产业板块,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到2020年会超过十万亿规模,它的产值大概要达到12万亿,包括高端装备业会超过十万亿,生物医药与健康会接近十万亿,包括新能源与节能环保也会达到十万亿,这个是他对传统产业会逐步起到一个替代的作用。

  还有新的业态与模式,新的业态比如说平台经济,比如说BAT,百度、阿里、腾讯,可能还包括京东,未来可能还包括滴滴,这些都是未来完全一种新的业态,是基于互联网,基于电子支付技术,基于现代物流产业,正在渗透到我们的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平台经济未来也是一大驱动力。

  另外一个就是“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未来要向工业互联网,现在商业互联网发展是比较迅猛的,怎么向工业的互联网,工业的物联网去拓展,使得我们的设备能够通过互联互通,存储和分析大数据,提高智能化水平,通过工业设备和能源设备、交通设备的互联互通,来实施更大范围的智能化,这些都是未来非常大的潜力。

  第三、传统产业的升级

  未来传统产业还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怎么给他引入新的机制、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这就需要解决几个问题。

  一是解决退的问题。实现市场出清,通过供给侧改革加快企业退出机制,现在企业生出来很容易,就是死不掉。现在商事制度改革要注册一个企业相对非常容易了,但是你说我不想活了,我想死,没那么容易,你想死就死啊。这个问题不解决,资源就不能重新配置,不能优化配置。一是退得出来。

  二是进得去。包括一些垄断性的领域,我们怎样进一步放开准入,推动产业之间的交互融合。工业、制造业的服务化,农业的接二连三,与二产嫁接,与服务业嫁接,这些都是传统产业升级的方向。

  第四、城镇群

  城市群的建设,和大型都市圈的建设,最近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主要的动力就来自于这些大型的城市群,而且这些集聚的态势现在似乎没有改变,我们的产业发展、创新都集聚在这些区域上,城市群的发展未来对城市间通道的建设,通信设施的建设,交通枢纽的建设,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都会形成很大的需求,这个潜力还会相当大。

  第五、开放还有很大的潜力,特别是服务业的开放

  制造业已经基本都开放了,现在还有一个就是股比的限制,制造业的开放度非常高,但是服务业怎么开放,服务业提高竞争力,从制造业的经验来看,服务业的提高,开放还是非常关键的。包括信息、金融、文化、教育、体育、医疗这些部门怎么能够开放。

  再有一个,“走出去”,参与到全球的价值链分工体系当中去,包括我们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这个都会为我们融入全球经济,提升在全球价值链的区位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完)

(责任编辑:CF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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