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智园”校服平台涉嫌垄断：头顶“红头文件”强势推进

记者近日在多个省份调查发现，这场貌似由教育部门主导的校服采购模式变革，实际操盘者却是一家普通的民营企业，众多校服企业质疑其借机制创新之名，行垄断敛财之实。

头顶“红头文件”光环强势推进

2017年3月，江西省吉安市所有中小学校和校服生产企业，接到来自教育主管部门的指令：须在当年10月18日前入驻阳光智园平台，不进入该平台的，教育局将取消该企业的市场准入资格，不得参与本市校服招投标，学校也不得购买其生产、供应的校服。

江西各地中小学和校服生产企业还被告知：阳光智园平台由教育部主抓、主推，是建立校服采购廉政风险防范机制的“亮点”举措，凡落实不力的，将会被纪委约谈、追责。

在江西、四川、湖北、河南、河北、山东等地，一些校服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名义上是自愿与阳光智园平台签订《服务协议》，但如果不与该平台合作，将面临被勒令退出校服市场的局面。

记者获得一份《关于转发阳光智园中小学学校校服互联网管理平台论证会会议纪要的通知》，该通知以江西省教育厅的名义发出，文件要求“积极推动学校应用阳光智园平台”。

《阳光智园中小学学校校服互联网管理平台论证会会议纪要》，是教育部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教育部装备中心)以函件的形式，于2016年6月27日印发各省区市教育厅局后勤管理部门的。6月17日，该中心在京召开论证会，认为阳光智园平台运用科技手段和互联网思维重组校服采购模式，有利于廉政风险防控，提高服务水平和工作效率。在这份通知函中，教育部装备中心仅提出“供参考”。

记者登录阳光智园APP，上述通知函被称作“教育部印发阳光智园中小学校服互联网管理平台推广工作指导性文件”;2017年5月22日，教育部装备中心在京召开的“阳光智园应用研讨会”，被称为“教育部组织召开阳光智园运用研讨会”。

2017年8月10日，江西宜春市召开阳光智园平台推广会议。多位与会者向记者证实，在这次会议上，阳光智园江西分公司总监刘兵在发言时表示，“阳光智园不是某个公司的平台，而是教育部的平台”。记者就此以商家名义向刘兵求证，他表示“现在不方便多说”。

“教育部装备中心在函件中是‘供参考’，现在却是强行要求使用阳光智园平台。”江西宜春市袁州教育服装厂厂长欧阳金华对记者说。

河南、湖北的几位企业负责人也向记者反映，这个平台并不受欢迎，因为服务协议中的“霸王条款”，有企业公开站出来抵制，但一听是教育部搞的，只得与平台签了合作协议。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一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从来没有以教育部的名义下发过有关强制推广使用阳光智园平台的文件。

半年来，上述“论证会会议纪要”已在全国教育系统层层转发。据记者粗略统计，全国已有16个省区市教育部门以红头文件转发。一个由教育部有关机构倡导推广的互联网平台，到了学校、校服企业，成了教育部平台;一纸仅供参考的论证会纪要，到了省级及以下很多教育部门变成了“必须”。

据了解，截至2017年4月，全国已有300多个区县教育局、一万多所学校使用阳光智园平台。

“防范寻租妙药”疑似垄断

“搞阳光智园平台的初衷或许是好的，家长与厂家直接建立购买关系，学校不再担当中间商角色，也不再经手校服费用，听上去很不错。”河北省邯郸市教育局一位干部说，真正推广运用才发现，它并非是防范校服采购寻租的“灵丹妙药”。

南昌市教育系统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使用阳光智园平台，需要家长下载第三方APP，完成复杂的注册程序、信息完善，这对于生活在省城的学生家长，都未必实际，何况农村地区的广大留守儿童监护人。

“其实只是被要求下载和注册了这个APP，除此之外，学生买校服没什么变化，还是在学校里买。”吉安市一位学生家长对记者说。

江西宜春市袁州教育服装厂负责人欧阳金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在校服选购过程中，“家长委员会”的作用体现在对校服款式的选择和进行质量监督上，至于选择哪家生产企业，最后确定用哪个款式、哪种面料，还是由学校说了算;目前校服采购都不可能撇开学校，实现与学生和家长直接对接，“打破校方作为中间商的传统采购模式”的设想，在实践中根本行不通。

多位校服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说，“校服是定制商品，是学校指定商家、指定款式的销售，是群体消费、统一团购的行为。它不同于时装，其销售涉及教育主管部门、校服企业、校长、家长、学生等方面，不是适合零散、自主购买的商品。这个平台只是对校服传统销售渠道的补充，目前传统渠道还无法被颠覆。”

事实上，教育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于2015年7月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众多校服企业表示，如果按照该意见进行规范的公开采购，寻租空间极小。河北衡水金剪子服装加工厂负责人解兴沧对记者说：“国家四部委的‘校服新政’是可行、有效的，现在再搞一个阳光智园平台，有点画蛇添足。”

阳光智园平台被校服业界诟病的另一个方面在于，它作为营利性机构，并不具备直达各学校的服务能力，属于诸多同类互联网平台中的“低值平台”。

不仅仅是校服企业，地方教育部门也有干部提出质疑，可替代阳光智园平台的免费互联网平台不胜枚举，为何单独强推该平台，而不是两家或多家并举，从而利于公平竞争?

“阳光智园平台其实无法实现家长便捷参与校服选购、学校和管理部门的监管、保护商家的商业秘密以及帮助商家实现销售增量。”一位校服企业负责人说，互联网+重在切合行业实际而不是盲目跟风，把阳光智园平台当作防范校服腐败的“万金油”，只能生造出一个“垄断怪胎”。

校服企业一半利润流进平台腰包

记者还发现，阳光智园平台服务协议中，平台除了承诺可免费辅助学校方设计校服以外，几乎无其他实质性的服务内容。多家校服生产企业表示，“辅助学校设计校服就是一个空头支票，在实际操作中，阳光智园平台几乎什么也没做，设计是我们做、生产是我们做、投标是我们做、跟学生和学校沟通也是我们做，它却要分走我们一半的利润。”

根据阳光智园平台服务协议，学生或家长通过平台自主选购校服并进行线上支付后，校服生产企业通过平台向学校方提起付款申请，校方在平台审批同意付款，平台在校方同意付款的15个工作日内，将扣减服务费后的应付款支付给校服生产企业;服务费标准为校服生产企业销售校服总货款的4%。

“按销售货款的4%收取服务费，‘一口价’高得太离谱，根本没有考虑校服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四川成都美尔达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世明对记者说。

据了解，校服生产企业净利润一般在8%左右。众多校服企业对记者说，阳光智园平台不能为企业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服务，却拿走4%的服务费，相当于企业一半的净利润进了平台公司腰包，这种“扒皮式”的利益瓜分对于企业而言，是不堪承受之重。

江西吉安市一位中学校长对记者说，全市幼儿园、小学、中学人数至少百万人，按照江西省教育厅赣教勤字(2015)4号文件中，“小学一、三、五年级，初一、高一学生每年订购夏装两套、秋装两套、冬装两套”的着装指导意见进行估算，吉安地区每年校服采购金额为2.6亿元，阳光智园平台每年可轻松提成1000万元以上。

河北省教育厅一位人士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全国中小学每年校服采购金额至少500亿元，如果全部通过阳光智园平台进行交易，该平台每年可以坐收20亿元以上的服务费。

在企业看来，阳光智园平台服务“只此一家”，具有明显的垄断性。广西育龙文体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蔡文河对记者说，“面对收费主体，企业没有选择的空间;面对服务价格，企业没有谈判的余地，阳光智园平台如此收取高额服务费，无异于打劫。”

而校服企业和学校普遍担忧的是，学生家长用户和校服商户的资金，在阳光智园平台沉淀时间最少15天以上。事实上，校服企业均无现货库存，从学生家长付款下单，到服装企业生产、交货后办理结算，一般需要两个月左右;进入平台公司资金池的数十亿元资金，沉淀时间如此之久，其安全如何保证?

“红顶生意”经营者系校服老板

2017年下半年以来，一些校服生产企业联名向中纪委、教育部举报，直指阳光智园平台在校服市场做“红顶生意”垄断经营的问题。而阳光智园究竟是怎样的一家企业，它何以独揽这门“红顶”生意?

记者查询得知，阳光智园平台的开发运营商，是一家名为北京阳光智园科技有限公司的民营企业，工商资料显示，该公司由自然人许福森100%控股。许福森同时为森仕服装集团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据知情人士透露，森仕服装集团的子公司广州森仕时装(赣州)有限公司，是一家校服生产企业，2015年以前一直是江西省教育厅后勤产业办认定的校服生产厂家，目前仍在江西赣县、上高县、永修县、广昌县等十余个县市从事校服生产供应。

这场貌似由教育部门主导的校服采购模式变革，实际操盘者却是一家普通的民营企业，众多校服企业质疑其借机制创新之名，行垄断敛财之实。一些校服生产企业还忧虑地表示，“平台经营者本身就是校服商家，这个平台会不会沦为其垄断的工具?”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轩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继续清理涉企收费，加大对乱收费的查处和整治力度，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重要内容;平台电商作为中间商，存在的价值就是利用其信息优势来降低买卖双方的交易成本，而阳光智园不仅没有承担起这样的责任，还利用其垄断地位加重企业负担。（原题为《“阳光智园”校服平台涉嫌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