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诊断尘肺病“失职”被捕背后：超高误诊率和社保损失争议

该案始于2016年8月，经企业举报，遵义市的公安机关对贵州航天医院放射科的多名从事尘肺病诊断的医生展开调查，并调走了医院2012年到2016年诊断为尘肺病病人的档案资料1353份，对其中547例进行了复核，认为误诊率超过90%。

不过，在调查过程中，该案两度因为证据不足而被检察院退回公安机关重新侦查，同时罪名也由经济诈骗改为了失职罪。经媒体曝光后，其中的多重争议引发了舆论关注。

焦点一：尘肺病诊断是否存在客观误差？

“到底是差异，还是失职造成的错误？”这是悬在被捕医生家属心中的一个疑问。

张晓波医生的代理律师常铮表示，现在的争议在于，对犯罪是否成立的证据方面，医生看胸片的行为是因为不认真履职、不负责造成的错误，还是本身看片就存在客观的差异率，“这个是一个焦点，决定了这个案件是罪与非罪的问题”。

对于尘肺病阅片的差异问题，上海市肺科医院尘肺科主任医师毛翎向澎湃新闻记者指出，读片差异是确实存在的，医生应该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尽量减小误差。她表示，尘肺病的胸片表现是两肺弥漫的小阴影，随着工人累积接触粉尘的增多，胸片表现出“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小阴影。

“并不是小阴影一出现，我们就能诊断尘肺病，而是达到一定量，也就是说1级总体密集度、2个肺区，达到国家尘肺病诊断最低标准，才能认定他有尘肺病。这是因为尘肺病改变必须是确切的，具有可重复性，才能保证准确性和科学性。” 关于读片差异的成因，毛翎解释：“从0+到壹期，依赖医生肉眼的判断，这中间的差异可能非常小，多一点可能就认定为尘肺病，少一点就不够诊断，在这个环节不同的医生就可能做出不同的判断。虽然片子是客观的，但结论是带有一些主观性的。”

焦点二：重新鉴定结果是否科学？

据《医师报》报道，2017年10月初，遵义市播州区公安局向医生出具了一份鉴定意见通知书，这份鉴定意见通知书显示：指派/聘请有关人员对三位医生所作547人的尘肺病诊断进行重新鉴定和新增鉴定，其中393人无尘肺病、111人胸片质量不合格，1人待定，有尘肺病的仅为42人。鉴定结果显示，诊断读片差异率高达92.3%。

“公安机关认为判断误诊率超过90%，但我们看过案卷之后认为，这个计算方式存在较大的问题。尤其是基数的选择并不合理，如果正确的话，不会有这么高的差异率。”常铮指出。

张晓波的妻子董捷告诉澎湃新闻记者，2012年-2016年期间，三名被捕的医生一共经手了10708人次的高千伏胸片检查，其中2274例进入了有尘肺病资质的专家诊断，确诊为尘肺病患者的1640例。公安机关调走其中1353例患者的高千伏胸片等病历档案，又从中选取了547例进行了重新鉴定。

“为什么只选这547例，而不是全部的2274例。如果用2274例做基数，差异率就不会这么高。”董捷说道。

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津瑞律师事务所主任郭春明也提出，“样本的选择是否遵循了科学的方法，是否履行了严格的流程都值得再调查确认”。

就复核程序的问题，澎湃新闻记者咨询了遵义市卫计委的相关人员，对方表示细节方面并不知情，称该案一直由贵州省卫计委直接负责，“包括参与复核的专家都是省里直接抽调的，程序上应该没有问题”。不过，澎湃新闻记者并未联系到贵州省卫计委就此情况进行说明。

焦点三：尘肺病阅片差异是否存在合理范围？

究竟尘肺病差异的容错范围有多大？毛翎认为，学界还没有定论。“无论国外还是国内的一些研究，对于尘肺病读片差异率的统计都不是完全一致的。对0+和壹期尘肺病的患者的读片差异率会比较高，对贰期和叁期胸片差异率会比较低。对不同程度的尘肺医生的读片差异率不一样，不同年资、不同读片经验的医生读片差异率也是不同的，所以不能说在某个范围内就是适当的。”

“什么叫误诊，就是不应当犯错而犯了错。”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新年认为，如果病程本身的界限不是很明确，医生有自己衡量的空间，判定基于自己的裁量，不能够作为问责的依据，“如果医生自由裁量的空间是被允许的，那么大不了说医生水平不高，不能一定认为就是失职。”

“也要注意另外一个方面，如果劳动者事实上并没有尘肺病或者尘肺病的症状，而被诊断为尘肺病，那我们就可以说医生存在主观恶性。”张新年又向澎湃新闻记者补充说道。

焦点四：造成社保基金损失是否怪医生？

董捷还对造成社保基金损失的罪名提出了异议。她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即便医生判断错误了，“究竟怎么赔偿，赔多少又不是医生和医院决定的，工人还需要去劳动部门做伤残鉴定，为什么出了问题不去抓他们？”

据《医师报》报道，公安机关将重新鉴定的结果和诊断之间的差异认定成是医生过失造成的结果，并由此计算赔付，认为三位医生造成了国家3000万社保资金流失。

“3000多万算是较大的经济损失，对应的惩罚力度也较为严重。”常铮表示，按照这一说法，如果构成失职罪，按照刑法的处罚量刑应该在3年到7年的有期徒刑。

按照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工人在获得具有法律效力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之后，需进行工伤认定和到社保部门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尘肺病伤残等级最严重的为一级伤残，最轻的为七级伤残。不同的伤残等级享受不同的伤残待遇。

常铮查阅案卷发现，根据工伤评级确定补偿标准，但本案中出现了同样被诊断为尘肺壹期的，有的工人被评定为伤残7级，有的伤残评级却被确认为6级，最终获得了更多的赔付。从这一点上看，并不是医生可以决定能赔给患者多少钱。

毛翎也向记者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职能部门进行赔偿时根据劳动能力鉴定书。工伤到底赔多少钱，不是仅根据医生的诊断决定的，劳动能力鉴定的最终结果才决定了赔偿的金额，鉴定的级别越高，工人获得的赔偿越多。”

焦点五：出现误诊能否直接抓医生？

该案被曝光后，不少医生都在社交网络上表示，若对诊断有异议就抓医生的做法成为常态，将导致医生职业人人自危。因此在本案中，对三位医生问责的程序问题也是外界关注的一大焦点。

郭春明向记者表示，因为误诊或医疗事故造成的诉讼多为民事案件，以刑事犯罪逮捕医生的案例较为少见，“如果确实涉嫌造成3000万社保损失，失职罪的罪名认定也是合理的。”

毛翎对于问责的程序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她认为，就职业病的诊断来说，如果对诊断结果有异议，由劳动者或者用人单位两方中的一方提出，然后进行职业病诊断结果的鉴定，“对职业病诊断医生来说，收受贿赂当然是不应该的，无论是来自劳动者的还是企业的。但由于医生年资、经验不同，所掌握的知识、水平和能力不同，所以每个医生都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公安机关最初以经济诈骗罪对罗劲松和黄亨平医生进行了立案调查，先后采取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2017年8月11日解除取保候审。之后，又以涉嫌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执行逮捕先后逮捕了黄亨平、张晓波、董有睿。

据家属和律师提供的信息，检察机关两次因为证据不足将该案退回公安机关重新侦查。

“因为没有找到三位医生对外勾结收受贿赂的证据，公安机关将最初的经济罪名变更为了失职罪。”常铮告诉记者，依据我国的刑罚，当国家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履行职务行为存在严重失职时，国家机关有权力对他们提起诉讼，“如果医生失职，医院当然有责任，主要是管理上的责任，但医院涉及不到刑事问题。”

对于变更罪名的做法，张新年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这个案件中，三个医生如果没有经济上的意图，就很难自圆其说了。究竟是什么动机让他们做出错误的判断？没有经济上的原因，只能用同情心解释了。第一阶段证据不足后，为什么不是释放，而是变更罪名？”

澎湃新闻记者未能联系到当地警方对上述说法置评。

经办该案的一位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该案还在审理的过程中，具体情况不便对外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