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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印度奇迹真相:CBD背后污染以及性暴力触目惊心

2018年07月09日 16:51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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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印度奇迹” 莫迪改变了印度吗

1962年,29岁的牛津大学毕业生维蒂亚德哈尔·奈保尔(V.S.Naipaul)偕妻子离开伦敦,踏上前往印度的寻根之旅。在那之前,他对这片遥远大陆的印象完全来自童年时代外祖父的只言片语:在千里之外的大洋中存在一个巨大而朦胧的神秘国度,那里有着自洽的、与欧洲文明截然不同的原生宗教,并使它的万千子民永远带上了一种特立独行的烙印。尽管这种杂糅有想象的记忆终结于19世纪末外祖父迁居英属特立尼达的谋生之旅——那个加勒比海岛国也是奈保尔的出生地——却使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始终无法回避“‘我们’与‘他们’(周遭的加勒比海土著及其英国统治者)有何不同”以及“我从何处来”这两大终极追问。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对自身身份认同的困惑在奈保尔身上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归乡”,似乎成为一剂最终解药。

从那时起直至1988年,奈保尔在超过1/4个世纪里数次游历全印度,写出了被合称为“印度三部曲”的三大本长篇游记。在《幽暗国度》(1964)中,关于血缘和精神故乡的浪漫想象已然被巨大的幻灭感所取代,作家看到了一个丑陋、浮夸、挣扎在后殖民时代泥潭中无力自拔的现代印度:陈腐黯淡的旧传统与殖民统治残留的形式主义夹杂在一起,使次大陆的每一个个体都呈现出荒诞可悲的精神状态。《受伤的文明》(1976)则开始咀嚼20世纪印度的政治失败,一度被奈保尔尊敬、崇拜的甘地被证明依旧无法摆脱印度教教义对内在世界的痴迷以及拒绝正视现实世界的盲目,结果遂使对往昔乌托邦的痴迷和自以为是的傲慢被等同起来,最终造成了国大党(INC)的治理赤字:这个自诩缔造了现代印度的政党,竟只能靠宣布紧急状态来维持地位!

到了1990年出版的《百万叛乱的今天》中,奈保尔终于提炼出了一个足够丰富的意象,来概括他对现代印度的观感。远在18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文明人”职员曾经对百万印度士兵(Sepoy)的群起叛乱流露出疑惑:何以这些“蛮人”竟如此冥顽不灵,硬是要拒斥外来者更现代的生活方式,同时拼死追逐他们自己也难以详述内涵的模糊目标?而在1988年的孟买,奈保尔察觉到一场新的“百万叛乱”正在酝酿中:尽管尚不确定应当朝何种方向努力,但属于不同阶层、不同行业的人们已经凭本能意识到,墨守对传统的崇拜、将希望寄托在执政党身上终究无济于事。唯有变化、唯有去打破,才有些许可能突破徘徊往复的怪圈。并且印度社会实现自主转型的关键不在于对某种精神彼岸的偏执,而正应立足于对世俗财富和物质世界的热切盼望。

那时的奈保尔尚不知晓,巨变在一年之后就将汹涌而来:苏联解体使得国大党政府固守的准计划经济模式就此崩塌,印度迎来了市场化转型。历经26年的发展,到2017年,印度GDP规模首度突破2.6万亿美元(据IMF数据),上升至全球第6位,距离昔日的宗主国英国仅有一步之遥。而在2014年全国大选中,国大党以空前惊人的劣势惨败给纳伦德拉·莫迪领导的人民党(BJP)阵营,为甘地主义的治国实验画上了一个复杂的句号。在那之后,面向全球化的“百万叛乱”开始沿着自上而下的路径全面展开:从激进的“废钞令”到建立新税收制度,从进一步放开外资入场到喊出“印度制造”口号,广泛的变化接踵而至,令人目不暇接。

今天的印度已经不必再借助寻根者奈保尔之笔记录其自身,它拥有独特的自主表达和自我展示窗口——宝莱坞(Bollywood)。2018年6月初,一部颇具主旋律色彩的宝莱坞电影《厕所英雄》(Toilet: EkPrem Katha)在中国上映,它展现了一幅充满进步主义色彩的图景:在莫迪政府发起的“清洁印度使命”(Swachh Bharat Abhiyan)运动中,觉醒的青年一代尤其是年轻妇女挺身而出,努力向自己的家庭成员和宗族长辈灌输一种更健康也更有尊严的现代生活方式。但在感动和赞赏之外,它也不禁使人追问:在21世纪的世界里,倘若一个人口超过13亿的大国还在把推广公共厕所当成头等大事,则它相较奈保尔的反思,究竟改变了多少?

在2018年,印度依然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富矛盾色彩和神秘性的存在。牛群与汽车会在首都主干道上并排而行,宗教导师通过Facebook和WhatsApp向信徒发布指示,超过7%的经济增长率同时也伴随着全球最惊人的性犯罪发生率。环境政治学者正在发出比半个世纪前的奈保尔更加严厉的警告,他们认为分配不公、族群矛盾和政府的处置不当迟早会导致一场比2002年古吉拉特邦骚乱更加恐怖的大冲突。经济学家和资本市场则异常看好这个“未来之国”的长期前景,理由是一连串的统计数字——它的青年人口红利、它在信息科技(IT)以及外包服务业已然打下的基础,乃至它位于亚欧之间的地理位置。2014年之后,这幅矛盾图景中又加入了一个同样复杂的人物莫迪,一位兼有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赤贫阶层赈济者和“国际资本之友”三重身份的强人总理。他那些雷厉风行但又不计后果的“休克”式改革措施,似乎也只有在印度才能持续推行下去。

经济自由化的“百万叛乱”开始整整27年后,印度社会到底发生了何种程度的改变?环境政治学者的警告与经济学家的乐观,究竟哪一种才是真相?宝莱坞电影中那个怪诞谐趣,同时始终洋溢着乐观情绪的印度,是否存在于现实之中?带着这种对“何谓今日印度”的疑惑,我们启程踏上历时近两周的南亚次大陆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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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6月,当西南季风从阿拉伯海方向吹往南亚次大陆时,除去雨季之外,它还将给印度带来什么?

倘若我们是在300或400年前提出这个问题,那么答案将是显而易见的:从西欧和美洲出航的飞剪型帆船将以印度为中转站,驶向分布于欧亚大陆东端周边的香料、丝绸和茶叶产地,继而带着数十倍于航行费用的收获返归故土。位于次大陆西南侧的马拉巴海岸(Malabar Coast),至今享有“香料海岸”的美称。围绕着季风贸易航线控制权的争夺,葡萄牙人、法国人和英国人曾经在印度海岸线上展开过惊心动魄的角逐,最终催生出“日不落帝国”在东方最重要的国力支柱英属印度帝国。关于这段历史,《剑桥印度史》以及吉卜林的诗歌已经有过足够丰富的呈现。而从19世纪最后十年开始,以甘地和尼赫鲁为开创者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塑造了作为新的“想象共同体”的现代印度;它的挣扎和彷徨,都记录在印度人后裔奈保尔的三部曲游记中。

1930年11月,“圣雄”甘地(前右)和国大党女领袖沙拉金尼·奈都(前左)在伦敦出席英国政府召集的关于印度自治问题的圆桌会议(图/视觉中国)

但这些都无关我们今天频繁提及的“印度奇迹”。它基本上是进入21世纪以后的产物,更准确地说是最近10年才开始为经济学界和国际资本热炒的话题。伴着西南季风从北美和欧洲而来的已不再是香料贸易商,而是硅谷科技新贵、投资银行家和商业咨询顾问。

“印度硅谷”班加罗尔(Bengaluru)的名字,和瑜伽、板球以及宝莱坞电影一样成为了这个南亚大国新的国家名片。2014年上台执政的人民党总理莫迪的形象,尤其为外界所瞩目。无论是争议颇大的废钞令和单级税制改革,还是最近在中国上映的电影《厕所英雄》描绘的“清洁印度使命”运动,都营造出了一个励精图治、雄心勃勃的改革家形象。在一位多年前曾与莫迪有过一番长谈的美国记者眼里,“谈起他的经济改革计划时,此人就像是一家跨国巨头企业的CEO”。他可以滔滔不绝地向你罗列印度的经济增长率、最近5年新增加的公路里程和就业岗位数量,以及印度现代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光明前景,并且信心十足:“单是我曾经执政的古吉拉特邦的经济规模,就应当和韩国相提并论。”

班加罗尔主要商业街布里盖德路夜景(图/视觉中国)

但这种“奇迹”,究竟是资本市场周期性制造的泡沫和神话,还是实实在在发生着的历史性剧变?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和摄影师李亚楠踏上了季风来临前的次大陆之旅。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两个大相径庭、以不协调的方式焊接在一起的印度。上层是莫迪政府希望吸引外资进入的那个领域,它们包括全球规模排名第二的计算机软件外包服务业、正在逐步澄清的税制和金融管理政策、对外国投资者的善意姿态以及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它们都在向你蛊惑:亚洲甚至全球经济的未来正系于这个国家,任何一位有雄心的投资者都不能错过这个正当其时的风口。而在中下层,将近1/3的文盲率、传统中小企业的艰难挣扎、可怕的塞车和空气污染状况以及性暴力犯罪的异常高发也以一种不加掩饰的面貌暴露在我们跟前,令人触目惊心。

2014年8月11日,孟买达拉维贫民窟工厂中的一位工人在简陋的金属加工作坊中午休(图/视觉中国)

在“印度的上海”孟买市,我们深入到了全世界最大的贫民窟之一:达拉维(Dharavi)。在那里,因为日晒雨淋而污损发黑的砖墙像高峰时段的地铁乘客一样拥挤在一起,顶部用简陋的石棉瓦或防水油布覆盖。提着空水桶出门的少年、随意晾晒在屋檐下和道路两旁的衣物与无人清理的街头便溺物一样俯拾皆是。从社区中心那些相对较高的住宅楼之间穿过时,你可能会被巨大的机器轰鸣声惊到——那些雇员达到上百人的纺织品和成衣加工厂,就设在大型住宅楼的半地下层;透过气窗,可以清楚地看到工人们黝黑脸颊上的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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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拉维这块2.1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面积相当于北京植物园的一半——上,日常聚居有60~100万人口,平均1450人共用一个厕所,社区医生和志愿者每天要处理将近4000例伤寒病患。但它同时又是一个极富印度特色的城市社会关系网络和经济共同体:自1947年印巴分治之日起,低廉的租金和从全国农村涌入的青壮年劳动力就吸引了大量纺织工厂、制衣厂、皮革和首饰加工厂以及制陶作坊入驻当地,5000家中小企业和15000个生产车间的年营业额在21世纪初已经上升到了10亿美元以上。整个印度西南海岸的废品回收业都以达拉维为中心,创造出25万个工作岗位。专为小微企业提供资金和服务的信贷网络以及法律顾问公司的广告也随处可见。不同机构的经济学家计算出当地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在800到2000美元之间,这一数字与世界银行预估的2017年全印度人均收入(近1500美元)接近,显著高于比哈尔、拉贾斯坦等北部农业邦。

客机降落时拍摄到的孟买达拉维贫民窟全景(图/视觉中国)

存在于经济增长率报表上的那个“印度奇迹”,往往只涵盖了班加罗尔的软件产业园、跨国企业办公室以及孟买的CBD;但在它们之下,构成地租“洼地”和初级城市化安全阀的却是达拉维这样的贫民窟低端经济体。然而在莫迪的经济规划蓝图中,粗旷而窘迫的低端民间经济不过是可以自生自灭的配角。一位达拉维商人语气担忧地向我提到:“当孟买市政府发现达拉维的居民为了节省生活开支、长期盗用市政供电时,他们并不打算解决问题,而是直接将这一地区民用水电事业的经营承包给了私人公司。”他们担心自己终将被抛弃。

忧虑自身安全的妇女的声音、饱受塞车和断电困扰者的声音、因废钞令和税制改革蒙受损失的纺织户的声音、达拉维居民的声音,或许不会反映在政府支持率的消长上,或许不会妨碍莫迪继续向潜在的投资者们展示一份份波将金式榜单,但它们的的确确存在着。它们不是蓄意丑化,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印度通往“未来之国”的旅途上无法绕过的巨石。如果说在即将结束的第一个总理任期里,莫迪已经为他的国家找到一个适于和世界市场接轨的上层框架;那么在随后的日子里,如何稳住支持这个上层框架的底部结构,包括避免巨大动荡和族群冲突的出现,将会是更严峻的挑战。而带有逐利色彩的资本,并不总会和他捆绑在一起。

2002年3月15日,阿约提亚古城的警察驱赶一群正在举行宗教仪式的印度教正统派信徒。受古吉拉特邦暴乱影响,在阿约提亚也爆发了狂热印度教信徒组织的示威游行,有1000余人被警方逮捕(图/视觉中国)

从21世纪第一个十年接近尾声之时起,关于“印度奇迹”能否复制、甚至超越“中国奇迹”的争论,就开始成为政策分析师和投资银行家们热议的焦点。而在莫迪的第一个总理任期接近尾声之时,我们在真实的印度内部看到:要将13亿当地人口真正转化为全球经济大循环中的生产要素,依旧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而新增加的数亿城市人口对基础设施(尤其是住房和交通)、社会福利和政治参与权的要求,也绝不是可以等闲处之的话题。奈保尔在1990年出版的《百万叛乱的今天》一书中,曾经将当代印度的社会和经济革命比喻为1857年反抗英属殖民地统治的“百万叛乱”。革命也好,“叛乱”也罢,机会和风险正在这个国家同步滋生。

(责任编辑:CF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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