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振兴银行南方气质：正副董及行长皆为深发展旧部

　　辽宁振兴银行正副董事长、行长皆为深发展旧部 7个自然人集中持有近70%股权

　　每经记者 张祎    每经编辑 王可然    

　　沈阳，旧称奉天，这座有着历史感的东北城市中，藏身了不少近百年前的老银行旧址，一座座欧式建筑不但凝固着独特的年代美感，还彰显着这座城市昔日金融业的繁荣。

　　位于沈河区北站路61号的CBD核心地段，有一座6A级写字楼——沈阳财富中心A座。这栋被玻璃幕墙环绕、富含现代气息的超高商务建筑中，汇集了诸如渣打银行等众多金融机构。2017年11月24日，沈阳财富中心A座首层，一家取名“辽宁振兴”的民营银行在此开张。

　　表面上，这不过是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又一实践，迄今为止，全国已有17家民营银行开业，且各具特色。但若进一步探寻，就可以发现，这家银行有些与众不同，虽地处北方，却发散出一股浓郁的南方气质——

　　翻开辽宁振兴银行高管的履历，董事长、副董事长、行长乃至副行长皆有在“深圳发展银行”（以下简称“深发展”）的多年任职经历；

　　再看股权结构，设计可谓精妙，超过50%的股权被二股东和三股东持有，从股权关系上看，前者受周林绝对控制；从管理和经营层面看，沈光朗掌控着后者，周林和沈光朗均曾任职深发展，目前为辽宁振兴银行的正副董事长。

　　此外，股权穿透之后，近七成的股权被7个自然人持有，一家银行的股权如此集中于少数个人，不禁让人惊叹！

　　5名核心成员4人皆为深发展旧部

　　翻阅辽宁振兴银行5名核心成员的履历，记者发现，周林、沈光朗、喻菁华以及刘玫林四人的职业生涯中，不约而同地闪现着同一家银行的身影，名为“深发展”

　　2016年12月19日，经当时的银监会批复，辽宁振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振兴银行”）开始正式筹建，并于2017年11月24日正式开业，成为东北地区第二家民营银行、辽宁首家民营银行。

　　在准予开业的批复中，辽宁银监局核准了辽宁振兴银行5名核心成员的任职资格：周林任董事长，沈光朗任副董事长；喻菁华任行长，刘玫林、王传正任副行长；刘玫林任董事会秘书。此外，还核准了周林、沈光朗、陈伟、陈佳伟、耿凡超、喻菁华、刘玫林董事的任职资格；核准刘铁民、刘志远、王新宇、周俊祥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

　　通常，这是一份每家银行董监高上任前都需要拿到的任职批复，既常规又平淡。但是细细翻阅这些高管的履历，记者发现，周林、沈光朗、喻菁华以及刘玫林四人的职业生涯中，不约而同地闪现着同一家银行的身影，名为“深发展”。

　　从公开资料一一来看。

　　董事长周林，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及清华大学，曾任深圳市体改委副主任；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行长。1997年7月，被深发展董事会聘任为行长，而后经股东大会增补为董事。2003年9月正式担任深发展董事长，2004年12月离任。

　　副董事长沈光朗，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博士，32岁时就因业务能力突出升任深发展总行离岸业务部总经理，曾在深发展新桥时代负责起草洋行长韦杰夫主导的“One Bank”计划。

　　行长喻菁华，迄今已有30年银行业从业经验，本科及研究生均毕业于湖南财经学院金融系，历任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稽核部总经理、深发展计划财会部副总经理、深发展上海分行副行长。2012年8月，出任上海闵行上银村镇银行行长，带领该行在农业占比较小的上海地区主攻科技金融专业特色，创下上海市金融服务多个第一。

　　副行长兼董事会秘书刘玫林，也曾有深发展机构部总经理的任职经历。

　　由上可见，5名核心成员中，至少有4人曾在深发展担任要职，如今分别在辽宁振兴银行正副董事长、正副行长、董秘等关键岗位上运筹帷幄，并且同时任职公司董事，这在现有的民营银行中显得相当特立独行。

　　回首深发展，6年前，这家曾在我国银行业和资本市场举足轻重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在一次资产重组中告别江湖。2012年6月，深发展完成吸收合并平安银行的所有法律手续，随后更名为“平安银行”。保留下证券代码“000001”后，深发展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众所周知，深发展是中国第一家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商业银行，作为金融改革的典型样本，其发展历程创造了太多故事，也对我国现代银行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中一个重要影响便体现在人才资源上。当年频繁人事变动下，不少从深发展离职的管理人员各自转战到了以城商行为代表的其他银行，以致坊间甚至出现了“深发展是中小银行行长供应基地”之说。

　　期间甚至发生过引人注目的高管集体跳槽事件。2012年，原深发展上海分行行长仇卫平、分管对公业务的副行长华向阳、公司银行部总经理甘骏、主管票据与资金拆借业务的金融同业部总经理李子超与贸易融资部总经理戎波，齐齐离开深发展上海分行，前往刚完成改制的宁波通商银行。

　　但需要注意的是，当时正处于平安银行整合深发展期间，在此背景下，集体跳槽的原因多有理念不合的意味。而如今，深发展“离别”多年后，境况不同的数位原深发展旧部集结至一家刚呱呱坠地的全新民营银行，且总部位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环境、市场结构均与故地深圳大相径庭，这不由令人心生好奇：从改革开放潮头走出的一众金融精英，为何会集体北上到一老工业基地上开荒拓土？

　　董事长周林持股超过22%

　　凭着对沈阳启源的绝对控股权，周林持有辽宁振兴银行高达22.275%的股份；而从穿透后的持股排名来看，前6位自然人合计持股比例竟高达67.825%

　　曾执掌过深发展、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的周林，或许是吹响这次“创业”集结号的那个人。

　　公开信息显示，辽宁振兴银行从筹备步入开业，周林的身份也从筹备组组长晋升为董事长。而且，周林还在该行占有相当高的股份。

　　具体来看，辽宁振兴银行发起人有五名：上市公司荣盛发展（002146，SZ）的全资子公司以30%持股位列第一大股东；另外四家分别是沈阳天新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新浩”）、沈阳启源工业泵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启源”）、沈阳智通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通融”）、沈阳金联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联邦”），分别持股28%、22.5%、9.75%、9.75%。

　　其中，三股东沈阳启源是周林直接和间接持股合计达99%的公司。启信宝显示，周林以及北京兴金旺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兴金”）分别持有沈阳启源90%、10%股权。与此同时，周林还拥有北京兴金90%的股权，剩下的10%则在一位名叫吴丽丽的股东手中。就这样，凭着对沈阳启源的绝对控股权，周林持有辽宁振兴银行高达22.275%的股份。

　　持股28%的二股东天新浩背后则有3名自然人。同样是启信宝显示，天新浩由深圳市新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新浩”）100%控股。深圳新浩的股东有三：罗益洪（51%）、陈荣珠（39%）、郭惠（10%）。由此计算，这三位自然人分别间接持有辽宁振兴银行股权14.28%、10.92%、2.8%。

　　另外，自然人何志涛、陈书智通过对四股东智通融各自持股80%、20%，从而分别间接持有辽宁振兴银行7.8%、1.95%股权；自然人高源通过对五股东金联邦的母公司北京超安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100%持股，也间接持有辽宁振兴银行9.75%股权。

　　至此，辽宁振兴银行第二至第五位发起人背后的底层自然人股东均已浮出水面。不难发现，除第一大股东荣盛中天这家上市系公司持股30%外，该行另外的70%股权实际最终为8位自然人所拥有。其中，来自沈阳启源的周林持股比例最高，达到了22.275%；接下来是天新浩的罗益洪、陈荣珠，各自持股14.28%、10.92%；金联邦的高源、智通融的何志涛紧随其后，分别为9.75%、7.8%；最后则是来自天新浩的郭惠、智通融的陈书智、沈阳启源的吴丽丽，分别为2.8%、1.95%、0.225%，持股比例较低。

　　从穿透后的持股排名可以看到，前7位自然人合计持股比例竟高达69.775%。在银行业内，这种股份集中于少数自然人的股权架构模式非常罕见。股份制银行股东户数动辄十多万，各地的城商行和农商行少说也是成千上万股东，穿透之后股东数更是成倍增加。

　　中商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杨云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在民营银行发起人数量上，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上下限，但是一般至少要达到四五家法人。因为在实际审核中，单个股东的持股比例不能超过30%，如果股东数量太少，就无法保证股权合理分布。

　　但是在股权分布符合监管的情况下，数位自然人拥有一家银行的大半股权，这种情况是否会存在潜在的治理风险呢？一位资深投行人士认为，这种情况下，有三个问题需要格外注意，一是应该向监管部门进行如实陈述和充分信息披露，尤其是要说明股东间的关联关系，是不是一致行动人；二是银行的注册资本是实缴，股权结构底层的这些自然人应具备出资能力，要有合法的资金来源；三是银行业务与股东的关联交易，占比多少，是否公允定价，有没有利益输送。“如果这三个问题不解决好，银行容易成为股东的提款机。而银行因为向社会广泛吸纳资金，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一旦出现少数内部人控制，容易引发金融风险，所以需要建立分权监督制约的法人治理结构，人是靠不住的，制度才值得信赖。”上述投行人士如是表示。

　　副董事长沈光朗的另外身份

　　副董事长沈光朗虽然明面上不持有该行股权，但却在第二大股东天新浩中担任要职。资料显示，沈光朗是天新浩法定代表人，同时还任执行董事兼经理

　　于荣盛发展而言，辽宁振兴银行是其继房地产基金、创投、保险等一系列金融领域投资后，又大手笔开拓的新领域。其旗下子公司荣盛中天以第一大股东身份参与辽宁振兴银行的设立，出资6亿元，占股30%。

　　可是，对这笔投资机会寄予厚望的荣盛发展，在这家民营银行中究竟掌握多少话语权呢？

　　如上所述，辽宁振兴银行董事长周林是拥有该行股份最多的单一自然人股东，穿透后持股该行22.275%股权。

　　另外，记者注意到，同样出身于深发展的副董事长沈光朗，虽然明面上不持有股权，但却在第二大股东天新浩中担任要职。工商信息显示，沈光朗是天新浩的法定代表人，同时还任执行董事兼经理一职。

　　那么，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兼经理，对于一家公司而言重要性几何呢？

　　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王智斌律师向记者介绍，按照《公司法》，股东人数较少或者规模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一名执行董事，不设董事会，执行董事可以兼任公司经理，职权由公司章程规定。在没有设立董事会的公司里，执行董事拥有日常管理的最高权限。

　　“股东更多扮演的是投资者角色，而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取决于执行董事的个人能力。”王智斌律师表示，在决策权方面，股东会和执行董事之间会进行划分，通常采用的基本原则是，日常经营性的事项由执行董事来负责，重大的非日常性的事项则由股东会来表决，至于具体怎么划分，需要看公司章程里面的约定。

　　一位华北地区律所的律师对记者表示，法定代表人是法人组织的负责人，代表法人来行使职权，由厂长、经理担任，也可以由董事长、理事长担任。法定代表人对内负责组织和领导生产经营，对外代表企业全权处理一切民事活动，权力和责任可谓重大。至于执行董事，类似于公司一把手角色，执行股东会决策，对股东会负责。但在具体操作中，对于公司日常经营，股东通常只是给出一些原则性的指导意见，所以执行董事常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值得注意的是，辽宁振兴银行二股东天新浩和三股东沈阳启源合计持股辽宁振兴银行50.5%，恰好超过该行股份总数量的一半。从股权关系上看，前者受周林绝对控制；从管理和经营层面看，沈光朗却掌控着后者。

　　记者注意到，就民营银行股权结构问题，业内此前多有关注和探讨。如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董希淼曾在《民营银行应优化公司治理机制》一文中指出，对银行而言，过度集中型和过度分散型的股权结构，都有其缺陷。股权适度集中，即股权较为集中但集中程度又不太高，并且又有若干个可以相互制衡的大股东，这种股权结构是最有效率的。民营银行应朝着“最有效率”的股权结构努力。同时，坚持严格的标准，引入更多优质民企和其他社会力量，防止因相对集中的股权结构带来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针对公司股权架构、高管团队配置等一系列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于6月20日联系辽宁振兴银行相关工作人员，并发送了相关采访请求，但对方谢绝了记者的采访。截至记者发稿时，对方仍未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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