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詹姆斯：解构“去全球化”

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同僚对于贸易、移民问题激进的言辞，让我们似乎感到当前所处的全球化时代正处于风险中。如果这种感觉没有错，那么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全球化的终结是否会伴随暴力而来？

一想到可能要回到国际经济一体化尚未成型的那段时间，股市也越发显得焦躁不安。新的贸易战或军事冲突，将极其容易地把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赖以发展的商业间相互依存的铁律搅得支离破碎。

在此前的去全球化的时代，诸如一次世界大战或1929年金融危机等灾难性事件，搅乱了那些将各国在商贸、财政以及人文领域紧密相连的纽带。这些危机的一个结果便是，民族主义成为了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关键要素。

再往前追溯，这种去全球化的模式仍有先例可循：比如，罗马帝国末期以及中国东汉王朝的解体。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将美国的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也视为去全球化的范本。美国的革命先驱拒绝外来统治与贸易，法国大革命者则将波旁王朝的欧洲盟友相互间离。在上述两个事件中，革命者都强调要坚决维护基于个人权利的新统治模式。

似乎，当前的政治社会正在向去全球化倾斜。历史上，这一倾斜总是在脆弱的社会变迁中有迹可循。当一国错误的决策影响到其他国家时，往往会陷入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

自上世纪以来，3种情绪站在了全球化的对立面：恐惧、怀疑以及混乱。通常而言，广泛普遍的对金融危机造成损失的担忧或对来自其他国家威胁的担忧，反映了一个社会在不断变化世界中深感焦虑。

在上世纪80年代，金融分析师詹姆斯·蒙泰尔（James Montier）创建了“恐惧与贪婪”指数。在蒙泰尔看来，市场情绪完全是建立在个人贪婪与对损失恐惧的相互作用上。蒙泰尔的核心思想便是，随着个人贪婪的程度加深，恐惧也随之加深。恐惧由此成为了贪婪的代价。

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主要的军事冲突都是发生在金融危机之后，而这些金融危机又是当时社会混乱的产物。1907年的银行业危机之后，爆发了一次大战；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以及1931年欧洲银行业危机，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二次大战的导火索。

导致去全球化的第二种情绪——怀疑，常常容易给人制造假象。

在金融危机后的反思阶段，那些能脱颖而出的领袖人物通常也被认为是危机的始作俑者。有时，公众会把怒火指向他国；有时，社会中的少数族裔或者诸如一些金融领域的精英，成为了替罪羊。在上世纪上半叶，犹太人成为了被指摘的对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在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印尼的商人成为了牺牲品。

怀疑，往往也会因为对安全问题的关注，而变得愈加剧烈。一次大战前，许多伦敦人担忧德国餐馆的服务生都是间谍。如今，许多欧洲人对难民以及激进分子的担忧已远超对实际威胁的关注。

当全球化逐渐侵蚀了原本的核心价值观、资源分配方式以及生活方式时，只会进一步助长恐惧与怀疑的情绪。在发达国家，对移民与贸易的反感通常伴随着要拯救流失的就业岗位或要弥补全球化中“输家”的呼声。

大部分工业化国家于19世纪加速发展时都遇到了上述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就对工作的重要性大唱赞歌。他观察到，即便是最普通的工作，比如打造某样东西，或者是清扫房屋，都能提供一种自我满足感。但是，那些耗时长、报酬低的工作，比如先翻地再填坑，只会适得其反：会毁灭个体的尊严感以及他们的自我满足感。

历史的经验显示，需要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剔除助长去全球化的三种情绪。我们的当务之急便是，重建一种普世的个体尊严感和目标感。

当前的金融流动远不及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盛况；国际贸易的增速自2014年来也比不上二次大战后这一体系刚建立时的迅猛发展。尽管中国正努力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基建与投资联通欧亚大陆，但这个世界远未达到金融、贸易与全球化的“顶峰时期”。

不过，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与交流并未受到去全球化的影响。全球数据的流动日趋频繁，这有助于构建一种共享的经济价值。

那么，在数字全球化的大势下，是否会建立一种新的资源分配方式？经验主义者以及社交媒体的专家认为可以。但是，如果这种新的互联互通将使人们感到更加孤独与无所适从，那么，未来某一天，依旧会重拾全球化旧有的各种信念。

（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及国际事务教授、国际治理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潘寅茹翻译。版权：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