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今年全球FDI总量将低于过去10年平均水平

今年，全球的贸易投资形式依旧不容乐观。

联合国贸发组织于日内瓦时间6日最新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下称《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下降23%，为1.43万亿美元。这与全球GDP及贸易增长加快形成鲜明对比。全球FDI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跨境并购大幅下降22%造成的。同时，2017年已宣布的绿地投资额也下降了14%。

《报告》预计，2018年全球国际投资增长势头将十分脆弱，增长约为5%左右，最多不超过10%。总量仍将低于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贸易关系紧张局势的升级和扩大将对全球价值链投资产生负面影响。美国税收改革及各国减税竞争加剧也会对全球投资存量及投资模式产生重要影响。此外，一些宏观经济变量，如一些国家的债务问题，也可能出现不利的变化。

值得关注的是，2017年中国吸收外资全球排名第二，在美国之后。2016中国全球排名第三，位于美国和英国之后。2017年中国对外投资全球排名第三，在美国和日本之后。2016中国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中国仍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吸收外资国和对外投资国。在最近宣布的一系列投资便利化以及招商引资措施的推动下，流入中国的FDI有望继续保持在高水平上。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投资企业司司长、《报告》主编詹晓宁对第一财经记者称，很难预测2018年中国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的趋势，因为这不仅取决于中国，更取决于世界形势，而后者的不确定性太大了。

另一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投资司官员梁国勇则对第一财经记者称，预计2018年中国引进外资稳中小升，对外投资企稳反弹。引进外资继续由服务业和高科技行业趋动，“一带一路”则是对外投资的重要增长动力。“个别发达国家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政策收紧的影响还是局部的，中国整体对外直接投资的可望出现比较大的恢复性增长，但在半导体等高科技行业的并购，今后会越来越难。”梁国勇说道。

流入发达国家的FDI大幅下降

一方面，以发达国家为目标市场超大型并购的减少，导致2017年流入发达国家的FDI大幅下降。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仍然是全球主要对外投资来源，2017年，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小幅下降了3%，约为1万亿美元，占全球对外投资总额的71%。

詹晓宁认为，全球投资回报率下降是导致投资低迷的原因之一。 2017年对外商投资的全球平均回报率为6.7%，低于2012年的8.1%。全球各个地区的投资回报率都在下降，非洲、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投资回报率降幅最大。 外国资产回报率下降可能会影响FDI的长期前景。

2017年，流入发达国家的FDI下降37%，为7120亿美元。其中，跨国并购下降29%，主要原因是超大型并购及企业重组比2016年减少。上述下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英国和美国FDI流入量在2016年飙升之后大幅下降造成的。美国FDI流入量下降了40%，降至2750亿美元，但仍居全球首位。流入英国的FDI下降了92%，降至150亿美元，跌出全球前二十。法国、德国FDI流入量出现增长，但流入欧洲的FDI受英国拖累整体下滑。

对外投资方面，美国仍是全球最大的对外投资国。欧洲对外投资下降了21%，降至4180亿美元。德国、英国对外投资大幅增长，法国对外投资保持在较高水平，但荷兰公司对外投资从2016年的1490亿美元，下降到2017年的230亿美元。美国、加拿大对外投资上涨了18%，达419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下降了6%。中国对外投资减少了36%，降至1250亿美元。

从产业看，三大产业的跨境并购都出现下降。第一产业特别是采掘业降幅最大。第一产业及服务业的绿地投资分别下降了61%和25%。制造业绿地投资金额则上升了14%，但总体仍停留在较低水平。

全球FDI的急剧下降与其他跨境资本流动的增长形成对比。由于银行贷款和证券投资弥补了FDI的下滑，全球跨境资本总流量占GDP比重从上年的5.6%增至6.9%。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也保持温和增长，占GDP比重从4.0%增至4.8%。尽管如此，FDI仍然是发展中经济体最大的外部资金来源，占发展中经济体整体外部资金流入的39%。

《报告》称，国际生产扩张速度正在放缓。国际生产及生产要素跨境交易日益从有形的模式转变为无形模式。跨国公司海外分支机构的销售额继续增长，但资产和员工增长速度较慢。 这可能对发展中国家吸引用于提高生产能力的投资的前景产生不利影响。

政策不确定性增加

《报告》认为，2018年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预期加速，全球总需求表现强劲，加上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有望推动全球FDI的增长。然而，全球和地区性风险也十分突出，政策不确定性增加。贸易关系紧张局势的升级和扩大将对全球价值链投资产生负面影响。美国税收改革及各国减税竞争加剧也会对全球投资存量及投资模式产生重要影响。此外，一些宏观经济变量，如一些国家的债务问题，也可能出现不利的变化。

基于以上因素，詹晓宁称，流入发达国家的FDI有望上升，估计达到7700亿美元，其中欧洲将上涨15%，北美增长5%。但美国跨国公司将利润汇回美国，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欧洲FDI流入的增长。此外，贸易关系紧张也是不确定性因素。预计2018年发达及转型经济体外资流入量有望增长，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FDI将与上年基本持平，但各发展中地区表现不一。

值得关注的是，除了高度敏感的行业外，制造业对外资股权占比的限制越来越少，但在一些基础设施和服务行业仍然普遍。过去十年中，许多国家取消或放宽了对外资的股权限制，但在外资准入方面，对外资的审查程序在增加。投资政策（特别是外资政策）是产业政策的重要工具。不同的产业政策模式需要不同的投资政策组合。投资政策工具随着产业政策模式和发展阶段的改变而不断发展。

贸发组织的全球产业政策调查显示，产业政策已经无处不在。在过去10年中，有101个国家（占全球GDP的90%以上）出台了正式的产业发展战略。80%以上是过去5年中制定的新一代产业政策。现代产业政策是投资政策演变的重要推动力。自2010年以来，超过80%的新出台的投资政策措施都旨在促进工业体系的发展（如制造业、与之相关的服务性行业以及工业基础设施），其中约一半明确用于产业政策目的。

该调查显示，现代产业政策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它们超越了传统的产业发展及结构转型，更着眼于解决新的问题，并追求多种目标，如全球价值链的切入与升级，发展知识型经济，建立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产业，以及新工业革命（NIR）的竞争定位等 。

各国的产业政策分为三种模式：产业创建战略模式、产业追赶战略模式及基于新工业革命的战略模式。约40%的产业发展战略包含针对特定产业进行扶持的纵向政策。三分之一的产业政策侧重于横向提升产业总体竞争力，以追赶全球先进生产率水平。还有四分之一产业政策将重点定位于新工业革命。大约90%的现代产业政策充分利用投资政策配套，主要为投资激励措施和绩效要求、各类经济特区、投资促进和便利化举措，以及投资审查机制。三种模式的产业政策都使用类似的投资政策工具，但其重点和强度各不相同。

詹晓宁认为，新一代产业政策，无论是创建型、追赶型还是新工业革命型，都倾向于遵循一些与前一代产业政策不尽相同的构建原则。这包括开放性、可持续性、包容性及对新产业革命的应对。投资政策应该以这些原则为指导，并且保持政策一致性、灵活性和有效性。

“产业政策应在市场和政府的角色之间取得平衡，并避免过度管制。此外，产业政策应是开放型的，能够促进国际产能合作，避免以邻为壑。”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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