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会城市转型引领作用凸显 中西部多一城独大

省会城市是省域经济发展的引擎，近年来，各大省会都在努力提高自身的首位度。

第一财经记者梳理了26个省会城市（拉萨数据不详，未纳入统计）2017年经济总量占所在省份的比重后发现，目前，银川的占比最高，超过50%；济南最低，不到10%。相较而言，中西部的省城首位度高，而东部不少省城经济总量占比较低。

专家分析，与沿海省份大多拥有“双子星”、“多子星”相比，中西部的省会城市大多是所在省内的单极核心城市，且省内其他地市与省会城市大多存在着较大差距。

中西部省份大多一城独大

26个省会城市中，去年有10个城市的经济总量占所在省份比重超过了30%。其中最高的是银川，达到了52.5%，位居第二的西宁也达到了48.6%。这两城首位度较高的客观原因是其所在的省域经济总量较小、人口总量较少，且都集中在省城（自治区首府）。

此外，东北的长春占比超过40%，达42.7%，哈尔滨也达到了39.2%，分列三、四位。这两地作为副省级城市发展较早，城市人口规模较大，也说明未来在东北振兴过程中应该重点发挥副省级城市的引领作用。

排在这四个城市之后的是成都、武汉和西安，其中成都和武汉占比都超过了35%，西安也接近35%。这三个省会作为中西部的三座大区中心城市集聚了省内最好的资源。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各个大区的中心城市行政等级比较高。目前我国的主要资源，如财政、教育、医疗、文化等的配置，仍与行政等级密切相关，行政等级越高的城市资源配置越多，例如华中、中南开头的大学主要集中在武汉，西北开头的大学主要集中在西安，西南开头的不少大学都在成都。因此这些城市形成的集聚效应也更大。

此外，兰州、长沙这两个中西部省城的占比也超过了30%，昆明则达到了29.4%。

综合来看，首位度高的省城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其中的一大原因在于，与沿海省份大多拥有“双子星”、“多子星”相比，中西部的省会城市大多是所在省内的单极核心城市，各种公共资源，包括交通、医疗、教育等都集中在省城，省内其他地市与省会城市大多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

例如，2017年，四川第二大城市绵阳的经济总量仅为省会成都的14.9%；湖北经济第二大城市襄阳仅相当于武汉的30%；陕西经济第二大市咸阳仅为西安的44%。

而大部分东部沿海省份的省会，其经济总量占比都低于25%。其中最低的是第三经济大省山东的省会济南，仅占全省9.9%

山东以中小城市为主，城镇化率较低，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不明显。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还表示，山东处于北部京津冀城市群和南部长三角城市群的中间，西部则面临郑州、武汉、西安等国家中心城市的强势崛起，对人才、资金、技术的争夺已经趋于白热化，都会对山东和苏北地区产生“虹吸”，因此，济南对人口吸引的力度相较周边省会城市明显偏弱。

南京作为第二经济大省江苏的省会，其经济总量占比也仅为13.6%，位列倒数第二。

今年8月15日下午至17日上午，南京市委召开务虚会，围绕“提升省会城市功能和中心城市首位度”主题进行讨论和研究。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张敬华指出，长期以来，南京全市上下为提升城市功能和首位度不懈努力，形成了一些比较优势，但在科教人文优势发挥、交通枢纽地位强化、国际化程度提升、区域协调发展、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差距和短板。

东部沿海几个发达省份的省城中，杭州的首位度最高，为24.3%。在浙江省内，杭州的中心性无法撼动，尤其是相对于省内的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宁波，杭州的“强势度”很高。

南京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辉龙撰文分析，近年来杭州根据技术发展趋势和国家战略导向确定主导产业，从旅游城市走向智慧产业城市。杭州在依托山水资源继续打造品质城市和精致文化的基础上，根据国家战略导向，发展互联网、电子商务为主的新经济，成功突破了“主城区地理腹地狭窄”和资源不足的束缚，城市影响力、辐射力不断扩大并对财富精英、知识精英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人才的进入推动产业发展，产业的发展才有吸纳人口的能力。

省城作用越来越大

近年来，在人口等资源向中心大城市、都市圈集聚的过程中，省会城市作为省域经济发展的引擎，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需要说明的是，2010年以来，合肥、成都和西安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将市域范围以外的、原属于其他地市的部分区域纳入，扩大了城市的发展空间，经济、人口等的增长有机械增长的因素。例如，2011年通过“三分巢湖”，原地级市巢湖的居巢区、庐江县划归合肥；2016年，简阳市正式划归成都代管；2017年，西安代管了西咸新区。

总体上看，相比2010年，除了济南之外，其他省城的首位度都有所提高，其中兰州、银川、成都、合肥提升幅度都超过了4个百分点，长春、哈尔滨、太原提升幅度超过3个百分点。

兰州、银川等中西部省会这几年经济总量占比提高幅度较大，其中的一大原因在于，西部乃至中部不少省份的农村地区客观条件比较差，如平原少、山地高原多、土地贫瘠，交通基础设施也比较落后。这些地方在近几年加快城镇化的过程中，走的也是不同于东部发达省份的路径，即人口主要向中心大城市转移，使得省会经济、人口迅速集聚。

贵州省社科院研究员胡晓登分析，在近几年的基建大潮中，省会城市具有天然的优势，比如，高铁一般都是以省会城市为中心展开的，很多重大投资项目也会选择在省会投资。

高铁、城际轨道的发展带动了人口加速向一二线城市转移。同时，在近年来的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省会城市所拥有的科教文化等各种高端生产要素更为明显，在转型过程中的引领作用更加突出。

第一财经记者统计24个省会城市（乌鲁木齐、长春、拉萨数据未纳入统计）的数据显示，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数据相比，2017年，除了兰州外，省会城市人口占全省的比重都呈现出提高的态势。

其中，合肥、西安和成都因为行政区划调整，人口机械增长较多，提高幅度较大。此外，武汉、郑州、哈尔滨、银川的人口占全省的比重都比2010年提升了超过1个百分点。

未来，省会城市将继续做大多强，提升首位度和辐射能力。以济南为例，济南市市长孙述涛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济南作为省会城市，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落伍不要紧，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落伍了，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落伍了，知道自己为什么落伍了，知耻而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