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已符“竞争中性”原则，还要提倡“所有制中立”

日前在2018年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央行行长易纲首次对国企“竞争中性”原则表态。易纲表示，为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我们将加快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

在15日举办的2018年前三季度央企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国资委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在回答第一财经记者提问时表示，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国有企业已经总体上同市场经济相融合。改革的思路、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与“竞争中性”原则是一致的。

彭华岗同时提出了“所有制中立”：反对因企业所有制的不同而设置不同的规则，反对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给予国有企业歧视性待遇。

当前国企改革的思路与实践已经在践行“竞争中性”原则。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引入竞争中性原则符合我国新一轮的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是应对美欧挑战的正确决策，有助于中国企业在世界范围获得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这一方面需要遵循市场规律，减少行政干预，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市场主体；另一方面也要求政府行为接受竞争政策的规范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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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的改革路径同竞争中性本就一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国有企业研究室主任项安波日前撰文表示，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原计划体制的支柱，在中国谋求高质量发展、致力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当前阶段，国企需要更加主动地公平参与竞争，这实际上也有利于其提升经营效率和适应国际规则。

如何才能把国企置于公平竞争的环境之中？世界银行东太区民营经济发展部首席专家张春霖撰文分析，根本的途径可以概括为两条：一是确保国企不利用国家的权力强化自己的竞争优势；二是确保国企尽管有一个国家股东，但在其他方面和别的企业一样是独立参与市场竞争的商业实体。后者的要害在于政企分开，前者可供考虑的一个改革思路是接受经合组织（OECD）推崇的竞争中性原则，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提出并实施一个保障竞争中性的中国方案。

“竞争中性”原则的要义是，政府采取的所有行动，对国企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的影响都应该是中性的；也就是说，政府的行为不给任何实际的或潜在的市场参与者尤其是国企带来任何“不当的竞争优势”。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丽莎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竞争中性”指的是不论国有还是民营，按照市场竞争原则参与竞争。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是一样的，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竞争中性”原则最初是澳大利亚1996年提出的，当时的表述是“政府的商业企业不应仅因其为政府所有而享有对其私营部门竞争对手的净竞争优势”。

2011年开始，OECD发表一系列报告推广该原则，其内容大致可概括为四个方面：在国企承担公共服务或公共政策职能的情况下，对其成本要给予公平、透明的补偿；在税收、监管、政府采购等方面平等对待国企和其他企业；在国企债务融资方面，保证国企不受益于国家的显性或隐性担保；在国企股权融资方面，国家作为股东要求国企提供与市场投资回报率相当的国有资本回报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撰文指出，世界各国对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联系是否会影响公平竞争是有普遍担心的。中国考虑接受竞争中性原则是对建设公平竞争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负责任的表现，这也会有助于中国企业包括中国国企在世界范围获得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彭华岗表示，国企改革的思路、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与“竞争中性”原则是一致的。

崔凡认为，事实上，中国国企改革发展到今天，已经为接受竞争中性原则打下了基础，条件已经成熟，而且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已经使得落实竞争中性原则变得紧迫。

同时提倡“所有制中立”

当前国企改革的思路与实践已经在践行“竞争中性”原则。目前国企改革推进的政企分开、功能分类、国资监管体制改革等，都在探索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为各种所有制企业在市场的公平竞争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比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国有企业“必须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新形势，以规范经营决策、资产保值增值、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承担社会责任为重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国有企业改革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中国国企改革怎样塑造竞争中性？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实现竞争中性的根本手段在于使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受到相同的规则约束，并使国有企业不能因其与政府的密切关系而获得任何事实上的竞争优势。

周丽莎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一是遵循市场规律，减少行政干预。国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地位，营造平等竞争的大环境。对国有企业进行科学定位，优化国有资本的功能和结构，实现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局面。二是注重产权明晰，平等对待各方资本。产权保护和产权明晰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应平等对待各方资本，注重产权明晰。完善市场体系，构建不同经济成分平等竞争的体制平台。

项安波表示，国企公平参与竞争，一方面需要淡化一般竞争领域国企的“国有”色彩，恢复国企作为“企业”的根本属性，将其作为普通企业进行要求，接受竞争政策规制。另一方面，也要求政府行为接受竞争政策的规范和约束。这可利用竞争政策来规制政府经济政策制定行为、评判政府行为是否符合竞争政策标准。

彭华岗称，中方关注到，在B20阿根廷会议上，有人提出所谓“列入国企扭曲竞争”的议题，这种说法某种意义上已经忽视了国有企业经过改革以后已经完全融入市场、同其他所有制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事实。

“所以，我们也提倡所有制中立，反对因企业所有制的不同而设置不同的规则，反对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给予国有企业歧视性待遇。”彭华岗说。

崔凡认为，在政府按照“竞争中性”原则监管企业的同时，也不应该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进行歧视。

当前，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面临调整，不管是在多边还是双边谈判中，国有企业是否享有超越市场的特权并构成垄断以及其他不公平竞争成为关注的焦点。事实上，中国也正在构建基于规则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并通过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实现不同所有制企业成为权利平等的市场主体。

张春霖表示，国企按公平竞争的原则参与国际市场，首先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中国就必须让贸易伙伴相信，中国的国企确实是在公平参与国际竞争，或者换句话说，别国的企业是在和中国的企业而不是和中国的政府竞争。

为更好地应对外部冲击及更顺利地走出去，项安波建议，应在坚持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基础上，秉持价值中立原则，对内促进实质性国企改革和完善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对外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