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抑制金融风险，明年经济增长有压力但整体乐观

今年以来，全球经济缓慢复苏，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持续，但力度和步调并不协调。美联储加息加快，美元走强，一些新兴经济体货币出现动荡，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级，不仅让全球经济陷入更加不确定状态，世界金融市场和经济也遭受严峻考验。

中国在不断深化改革的同时，面对内外部复杂局势，需要有效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稳健地采取有针对性的适时适度预期微调，以此来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市场相对平稳运行，人民币汇率合理稳定。

“改革•稳进”是2018“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的主题词。11月13日，“第一财经金融峰会暨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年会：世界经济与中国2019——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未来”在北京举办。

论坛上，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会长陈四清做了主旨演讲。原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巴里•埃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等专家学者，就未来世界经济金融的机遇与挑战等话题分享了观点。

面对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的巨大转变，陈四清认为，要坚守本源，改革创新，增强经济增长新动能。过去40年，中国在总结国际经验和结合自身国情的基础上，通过改革创新推动了经济的持续较快稳定发展。对于金融业来说，自身服务能力的提高同样有赖于改革创新，同时也必须坚守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和使命。

全球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加大

2018年正值金融危机十周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正是世界各国携手合作，重拾了市场信心，推动了实体经济企稳复苏。不过，伴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调整和全球贸易摩擦的持续，近期世界经济增长不确定性显著加大。

陈四清认为，中国的金融机构要加强合作，促进开放，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经济40年的发展历史已经表明，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推动全球经济较快、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当前中国金融加速开放，在此背景下，金融业应勇于担当，加强合作，进一步支持改革开放，继续推动全球化的发展。

“次贷危机十年，我认为反思仍在路上。信贷质量失控表现在三个方面——不合格的放贷人、不合格的借款人和不合格的信贷技术。”刘明康说。他认为，次贷危机中存在三个层次的错配——贷款和实际还款人、借款人负债能力和意愿错配；复杂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风险定价能力的错配；金融机构本源定位与所经营业务，即复杂的经营业务和经营结构之间的错配。

很多商业银行在偏离自己的主业，更多向投资银行、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的经营模式进行异化，造成了自营和表外业务仍然在膨胀，过度依赖短期负债等等。刘明康认为，核心要依靠有效的公司治理。同时，对监管也提出更高要求，需要关注监管成本高企问题，以及规则设计是否复杂化从而加大市场规避监管的冲动。

面对当前的贸易摩擦，李稻葵认为，未来人民币将成为与美元、欧元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很难出现美元作为独大的货币的局面，未来世界可能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

埃森格林指出，相关政府更多应在解决问题方面起到主导作用而不是制造问题，希望美国可以更多致力于全球化，这样世界就会对美国抱有更大的希望。

经济金融下行期需加快改革开放

2018年也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可以看到，改革正在走向纵深，中国正坚定不移继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让金融回归本源为实体经济服务，国企混改、财税体制改革等领域改革步入提速攻坚阶段。在开放方面，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落地，包括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等，迈出了关键步伐。

在《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杨燕青主持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回顾与展望”圆桌讨论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分享了对世界经济、全球市场、中国改革开放的精彩观点。

“经济金融经过上一轮扩张期后进入下行清算期，有两个要点：第一，经济金融下行了，第二要清算，没有谁比金融部门更痛切感到这一点。”李扬说。

李扬认为，当前需要在七方面加快金融改革：第一，深化推进利率市场化，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创造条件。十九大报告中对金融改革明确提出“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而非“完成”，这说明中国当前利率市场化远远没有完成，这个事情很复杂；第二，资本市场需要做大规模的调整。李扬指出，要注意商业银行和长期商业促进资本形成的作用；第三，金融监管；第四，强调金融科技作用；第五是普惠金融；第六是绿色金融；第七就是人民币国际化。

面对新的国际国内环境，隆国强表示，在对外开放方面，第一要构造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既要兼顾继续做好和发达经济体的合作，同时更要重视和发展中国家开展经济合作；第二，各地开放水平不一样，全面提升开放水平的同时要加快开放相对滞后的地区，打造开放新高地；第三，开放的领域需要全面，要把服务业开放作为重点；最后，要构造开放型产业的新体制，打造国际化、市场化、法制化营商环境。

谈到改革开放40周年，刘世锦说，中国有大量的现象并不是事先设计的，这里面可以引出三个重要的元素：第一是高层的政治决断或者顶层设计，第二是让大量主体包括地方政府、企业、个人试错和探索，第三是自然演化。

朱民表示，目前全球债务持续上升，股市估值处于历史高位，整个金融结构发生了变化，表现在银行和保险机构风险情况呈现差异，金融风险从银行转向非银机构。

与会嘉宾认为，中国在不断深化改革的同时，面对内外部复杂局势，需要有效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稳健地采取有针对性的适时适度预期微调，以此来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市场相对平稳运行，人民币汇率合理稳定。

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有压力但整体乐观

2019年全球和中国的金融市场将如何演变？中国何时会进入高收入国家？在杨燕青主持的年会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首席经济师祝宝良，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建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崔厉等首席经济学家齐聚，展望2019年的宏观经济形势。

“总体来说，2019年压力将不小，这基本上是一个共识，问题是这种情形到底会持续多长？”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殷剑峰在谈到对明年经济增长的预判时表示。

经济学家沈建光预计，受到全球经济下行影响，明年中国经济增速存在继续下行的压力，其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贸易摩擦能否消退。这样中国才可以聚集力量支持民营经济，应对消费、投资下行等种种压力。否则，可能带来人民币贬值压力，整体经济增速也将被拖累。

兴业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涵认为，国内经济明年将面对持续下行压力，一方面，明年美国的金融风险较大，将带来外溢效应，另一方面，国内基建也可能出现回落。

崔历认为，贸易摩擦、民企投资和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将发挥影响。贸易摩擦短期影响不会非常大；今年民企投资已经出现一些复苏，盈利的好转支持民企开始投资，尽管外部的融资环境仍然较困难；宏观政策方面，基建等领域出现回暖的趋势，同时政策稳定信号明确。

沈建光认为，“外部压力让我们清醒看到了要更注重民企的发展，使我们清晰看到去杠杆要保持良好的节奏。”伍戈也表示，目前，政策方面对民企的重视程度和扶持力度有所加大。

“企业经营性现金流有望增长。”王涵援引数据指出，今年前三个季度，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融资性净现金流萎缩，但是经营性现金流呈现增长趋势。

对于中国何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与会经济学家普遍将2030年前后视为一个时间节点。王涵等认为，中国有望在2030年前后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沈建光表示，中国有望在2035年之前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伍戈认为，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仍需关注人均GDP增速，若经济增速可以保持每年5%的增速，加上人口减少，人均GDP得以上升，则有望较快速度实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