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冬奥会为何选择张家口？要看投资的后续利用价值

现在很多中国城市表现出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人口在收缩，但城市规划无一例外是增长型的规划。这个现象之所以产生，我认为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不相信市场。社会各界总觉得如果把一些资源交给市场去配置，不会产生什么好的结果。

第二，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是招商引资、GDP和税收的最大化，怎么能允许一个城市人口收缩呢？就算人口收缩阻止不了，也可以加大投资。

第三，理论和观念上的问题。

如何看待人口流出？

我想大家有一个共识，一个国家总人口给定的时候，人口流动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再配置的过程，它在经济发展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人类的技术、制度都在发生变化，比如说一个时代是靠马车来做运输、靠火车来做运输，还是靠轮船来做运输，这个技术的变化对于不同地区经济增长潜力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还有制度的影响，中国经济如果要是封闭经济，不做国际贸易，那东北经济会非常好，因为东北有中国当年最好的基础设施，还有计划经济时期的投入。如果中国经济搞开放，长三角、珠三角有中国最好的内河航运加上海运的条件，而东北有大量的港口冬天是要结冰的。制度变化导致各个地方发展工业和服务业、包括高科技的优势完全不一样，其实人口的流出是伴随着另外一个地区人口流入，在这个国家内部人力资源空间上再配置，也是反映了各个地区在经济增长潜力上的变化。这是地理结合制度的综合变化。

另外一个问题是：人口大量向少数地区集中，对区域间平衡是什么样的影响？

我一直认为，“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大家总觉得集聚带来地区之间不平衡发展，但是理论研究、实证研究都可以告诉大家，空间上的人口、经济活动的集聚是可以伴随着人均的GDP差距缩小的。

东北制造业曾经很强，现在东北逐渐发生了变化，放在全国来看，它的比较优势成了农业加上旅游、自然资源，对于农业、旅游、自然资源这样的产业，如果GDP总量增长空间有限，是不是人少一点，反而有利于提高人均水平？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我认为，我们需要在理论上澄清集聚和平衡之间的关系。

政府该干什么？

市场会引导经济“从集聚走向平衡”，那么政府该干什么？我认为政府可以做两件事：

第一，帮助人口流出的欠发达地区找到符合它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东北的重工业在相对萎缩，但旅游在兴起，东北大农场成为中国的粮仓，那么政府就要与产业相配合投入基础设施。

第二是公共品的提供，像教育、医疗这样的公共品都有规模经济效应，如果人口萎缩，市场力量不足以提供这样的资源，那么政府可以提供教育、医疗、基础设施。

如何兼顾公平与效率

除了医疗、教育有利于提高人口流出地的生活质量以外，我认为还要重视文化的保护。比如某种少数民族的文化，或者民间工艺，我觉得政府去做文化保护，大家没太大的争议。但问题是，如果要增加公共品的提供，恐怕到一定程度上会出现公平和效率的冲突。

我们来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假设深山老林住着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一百岁了，我们要不要修一条公路到她家门口，如果你的价值观是完全追求公平公正的，你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YES。如果你是关注效率的人，你可能就考虑，一百岁老太太，路通到门口的时候，不久可能就要去世了，修路的钱是大家分摊的，这就涉及到要不要投到更有价值的地方去的问题。当然在我讲的例子可能也许比较容易得到共识，一个一百岁老太太，可能大多数人的选择会说不必修路了，直接给她其他方面的关爱。但如果是两个99岁老太太，100个90岁老太太，1000个80岁老太太呢？随着年龄的下降、老人数量的增加，可能大家对我讲的这件事值不值得做就会产生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了大家的价值观。

在现实生活中，支撑大量在收缩城市投资的这些事，恐怕就是基于一种认识：有必要通过政府的投资去修一条路，支持一个独居在深山老林里面的一百岁的老太太。我们几乎是不计代价地要实现所谓的公平价值观，而这件事的成本是由全体中国人民共同承担的。对于公共政策来说，在一件事上做过了头，就必然在另一件事上做得不够，比如在人口流入地的公共服务短缺。注意，我不是要讨论要不要投资于人口流出地，而是要讨论投资什么和投资多少的问题。

同样的道理，如果把冬奥会放在伊春办，会怎么样？当然，我完全同意，如果冬奥会放在伊春办，会对伊春发展产生短期的刺激作用。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把冬奥会放在张家口办。如果放在张家口办，对冬奥会所做的投资是日后可以持续的，因为有北京及周边的人去张家口滑雪，如果放在伊春办，我们要讨论一些设施有没有后续的利用价值，如果也有后续利用价值，那放在张家口和放在伊春办没有差别。否则，为什么不放在张家口？即使对于伊春人来说，也可以到张家口的冰雪产业就业。对于人口流出地的投资仅仅为了短期里去支持“当地”的发展吗？为了提高“人”的福利水平，是不是也可以让欠发达地区的人迁出到收入更高、就业机会更好的地区？

有一些投资可能面临效率和公平的冲突，但有一些投资可能就不面临这样的冲突。我认为有两个重要的判据，第一个是比较优势，是否在伊春建冬奥会场馆的例子里，本身已经包含这个涵义，如果在欠发达地方进行公共投资，正好和这个地方潜在比较优势是吻合的，那么这种投资对公平和效率是兼顾的。

另外一个重要的判据是你投资在物上还是投资在人上，如果投资投在人上，哪怕短期是有公平和效率的冲突，但如果促进这个地方人的健康水平、教育水平，等他长大以后，人力资本是可移动的，人力资本一动就实现了人力资本的最大回报，其实也就实现了公平和效率兼顾。

但我们现在大量在欠发达地区（收缩地区）的投资，恐怕既没有具备长期比较优势的可能性，投的方向还不是人，而是物，是以新城、基础设施、广场这样形式存在的不动产，这种投资既无效率，也无公平，而且给地方政府以及整个国家背上巨额债务，这不是公共政策想要的结果。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为陆铭教授在第140期鸿儒论道的评议发言，经本人审阅，原标题：《陆铭：人口流出——乡愁、文化和价值观》，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微信公众号，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