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成”遗产与“令和”前途，日本如何改变收缩经济现状

“五一”连休期间，收拾从日本带回的数千册书籍、杂志的时候，意外发现了日本CORRECT公司出品的1989年效率手册。我是那年开始去日本留学的。4月入学后，总是看到大学教务的人用“平成”这个年号写通知，渐渐地也习惯了平成这种时间记述方式。

转眼31年过去了，从2019年“五一”开始，日本进入到了“令和”时期，我也已经从东京回到了北京，对令和没有了感觉。现在只是想，如果令和也有31年历史的话，令和31年该是2049年，也就是新中国建国100年的时候了。作为一名年已六旬的记者，用笔和纸再去记录一个日本的新时代，绝对属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了。

我能做的，也许是在整理这数千册书的同时，大致理出一个平成走过的道路，也从中推测一下令和的未来。想说想写的内容太多，如果是从自己的专业——经济角度入手的话，也许能说出点门道来。

最大的问题在经济

平成末期的日本，社会的贫富悬殊愈发拉开，人口在进一步老化，年轻人越来越少，整个国家人口数量在不断下滑；人口老化后，医疗保险方面费用支出增得更多，这让日本国家在财政上不堪重负，但从政治的角度，却又没有应对之策。过去赫赫有名的大企业，如今在全球化大潮中，且战且退，大都对世界经济少了影响能力。

过去的31年，日本最大的问题就在经济。

2018年以后，随着中日关系的转暖，国内一些舆论开始为日本经济大唱赞歌，有人认为这个国家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提及的经济问题，其政策行之有效，其企业效益良好，特别在基础原材料，重要加工领域，日本保持着世界最强的制造能力，好像日本经济失落30年是个假命题，并不存在。

经济问题最好还是用经济数据，通过在时间纵向与空间横向的两个方面的比对作出说明。日本有1.2亿人口，在长达40余年的时间里，保持着世界经济规模第二的地位，不可能一下子掉到马来西亚、越南的下面，说日本经济依旧强势，有数不清的案例。

但是，昭和最后一个股票交易日是1989年1月6日，当天的日经平均股价为30209点，同年12月底，股价眼看着就要冲破4万点，达到峰值。但2019年4月26日平成最后一个交易日，日经平均股价只有22258点，30年时间里，跌落了26%。

换句话说，在过去30年时间里，一直玩股票的人，正常情况下该是损失了26%的资本。至于同一时期美国股票的情况，笔者只查到1989年道琼斯平均股价2753点，2019年为25928点，这里就不去计算增长的倍数了。其间，美国遭遇了IT泡沫危机、雷曼危机等，经济上的问题相当多，但股市却向好。相比之下，日本股市大盘一直不能恢复，这是平成时代日本金融的一个特点。

至于日本企业在世界500强中的排名，日本的劳动生产效率等，下滑也非常快。

平成留给令和的最大遗产，大概是日本国家不再追求经济增长，下一代人在物质生活上会比上一代简朴很多。经济规模在缩减，人的物质欲望在收缩，日本人本身也愈发苗条，吃的东西在变少，外出活动的频率在降低。

世界大多数国家对日本游客免签，却也不会出现出国旅游爆棚的现象。日本除了债务在膨胀外，其他一切均显现出收缩的态势。令和时代的最大经济问题便是这种不能停歇的收缩。民众很多时候在享受收缩，不必为明天的通胀而去购买更多的物品；冷静地选择不进入股市，企业在保有巨大现金流的情况下，既不会给员工发工资、发奖金，也不会从事设备投资。

在这种经济状况下，政治家的失言，官员对国家文件的篡改，也开始变得“不那么重要”，无需去追究责任。

停顿的生产与研发

平成元年，笔者刚刚到了日本，首先买的便是索尼的随身听。那小东西在中国要用一年的工资才能买下，但到了东京打一天工，差不多就能买下最新款式的产品了。以后CD光盘机、全自动照相机、录像机、摄影机、MD小光盘机、手提电脑、存储数据的MO、数码照相机、数码录像机、手机等，直到笔者2003年回国，日本市场不断推陈出新，商品让人应接不暇，每种物品拿回国内都能让人羡慕不已。

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超级计算机、半导体、液晶屏、光电池、汽车导航等，日本企业做得也非常好，但进入到2010年以后，日企革新、开发大潮忽然基本消失殆尽。不论是数码产品还是新能源、新技术，在世界崭露头角的企业中，没有几家来自日本。

这期间笔者反复去日企采访，感觉他们的工作重点已经转向“消减成本”，研发的重点向核电、磁悬浮列车转变，政府最头疼的事基本上是解决常年遗留的金融坏账问题、电子产业效率过低的问题。不论是企业在经营上的革命、在核电等方面的新研究方向，也不论是日本政府在金融及企业救济上的努力，从个别案例看，都没有问题，但就是日本这个国家变得失去了革新热情。

回顾30年来的日本，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现象：汽车等销售量减半。

如今在北京的大街上大量雷克萨斯、英菲尼迪在飞跑的时候，让笔者感觉和自己刚到日本的时候的印象重叠了起来。那时正是这些高级轿车充斥着日本的大街小巷，只不过当时未使用雷克萨斯，用了Celsior这个词，英菲尼迪那时在日本称作Cima。30年前，大企业的职员如果不开这两款车的话，简直就不用开车邀周边的朋友去兜风了。

数字方面的记忆如果没有错误的话，1990年日本一年的“新车登录数量”（登记的不包含小型轿车的销售量在内的轿车及商用车的新车销售量）为597万台。按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字，中国1990年的所有汽车产量为51.4万台，不及日本的十分之一。

到了1999年，日本一年的“新车登录数量”降到了400万台，中国产量上升到了183.2万台，十年间就变成日本的不到二分之一。

2018年日本的“新车登录数量”为334.8万台，中国已经达到2808万台。对比一下中日汽车产销量，一个结论是日本国内市场在过去30年时间里基本减半，失去了再度振兴的条件。

汽车等大众型工业产品，在日本市场上变得萧条以后，整个市场的不景气，自然让企业不敢进行设备投资，在没有大型设备投资的时期里，研发也变得缺少出现突破型产品了。

令和时代的经济，在安倍经济学6年时间里不见成效，悄悄下架后，新的经济政策就更难出台了。

5月1日，德仁继位，成为日本（包括神话在内的）第126代天皇，开启了令和时代。德仁在即位后朝见之仪中说，“我发誓，我将遵守宪法，作为日本国家及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履行自己的责任，真切地希望国民幸福、国家进一步发展及世界之和平。”

令和时代，日本在政治、经济、国际关系中，该铭记德仁新天皇的这些发自内心的愿望。

[作者系日本企业（中国）研究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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