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首富、今日“佛系”陈天桥：为什么人类需要改变大脑来适应技术？

钛媒体注：如果你对陈天桥的印象还是那个中国最年轻首富，史玉柱口中的“网游教父”，现在你或许要调整一下认知了，他更接近于“中国版的比尔盖茨或埃隆·马斯克”。

在短暂的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中，陈天桥是少有在如日中天时急流勇退的人。离开企业之后，他个人在慈善和脑科学研究方面的全情投入，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更是罕见。

而陈天桥表示，这并非出于西方式基督教义的感召，而是来自东方佛教“众生皆苦”的悲悯之心。

陈天桥为何年纪轻轻就退出商业世界、卖掉所有股份？对人生即苦的体认如何让他一掷10亿美元于神经科学研究？相比自建公司开发脑机接口的埃隆·马斯克，陈天桥为什么选择了慈善的方式？他所开创的中国网游行业被认为是“精神鸦片”，那么他又是如何看待更容易让人上瘾的VR（虚拟现实）技术？

钛媒体曾在文章《31岁就是中国首富，他为何如今成了中国最大的科技慈善家》中追溯陈天桥在脑科学研究领域的建树。近日，撰稿人 Bryan Walsh 在 Mudium 发布了对于陈天桥的长篇专访。钛媒体编译后的 6000 字长文，带你读懂他鲜为人知的内心世界：

身着中下部有花型图案的白色短袖衬衫，蓝色休闲裤，加上一双迷彩图案的运动鞋——对面的陈天桥，很容易被人误解为已经在享受退休生活了——当然并不仅仅是因为这身装扮；陈天桥在1999年创立了网络游戏公司盛大网络并在2004年成功让公司上市，如果愿意，他完全可以退休了。

作为中国第一位真正的互联网巨头，在在30岁时成为了亿万富翁之后，陈天桥消失了。

2010年，陈天桥和家人搬到了新加坡，完成了盛大网络的私有化，同时卖掉了他所持有的盛大子公司的所有股份。他不是第一个年纪轻轻就退出，用余生享用财富的互联网亿万富翁，然而，这些并不是陈天桥退出商业世界的原因。

2005年左右，盛大正处于巅峰时期，陈天桥开始患上严重的焦虑症，对癌症的恐惧更加重了他的焦虑。“我记得有些夜晚醒来时，心脏砰砰砰地狂跳，”他说，“我意识到有可怕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而唯一的解脱方法就是离开他创办的公司。

在新加坡住了几年后，他决定开始慈善事业，而且只专注于大脑方面的慈善。陈天桥拨出10亿美元资助神经学方面的研究，包括投入1.15亿美元创建加州理工学院陈天桥与克丽茜神经学研究所。这是有史以来对基础科学研究最大的捐赠之一，陈天桥和妻子搬到了硅谷，以便监督他们捐款的使用。

陈天桥现在45岁，想要帮助焦虑症患者，这种病曾经让他很痛苦。

“当我们决定做慈善时，重点放在如何解除这种痛苦上，”他说。但是他对更好地了解大脑所能解开的科学谜题也很感兴趣，包括由此产生的商业机会（他的投资公司已经投资了几十个先进的技术公司，对虚拟现实特别感兴趣）。

在纽约上东区他们的新家里，我们和他们夫妻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交谈。陈天桥谈到了他的佛教信仰和大脑研究之间的联系，谈到需要用科技解决这种联系所产生的问题，还谈到了他对机器人暴动的担忧。以下是我与陈天桥的对话（为清晰明了，以下对话经过了编辑和缩略，由钛媒体编译组编辑）：

Bryan Walsh： 创办盛大公司让你非常快就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功。但是你也说过在领导这家公司期间，开始感到巨大的压力。在什么时候这种压力变得不可忍受？

陈天桥：1999年我创立了公司，大约有三年的时间，我们的精力完全在业务上。剩下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和压力作斗争，即使在2008年公司股价达到历史最高值，以及2009年盛大游戏拆分上市，募集到了12亿美元时。这很好，但我觉得有东西在我心里积聚。当然克丽茜一直陪伴着我，对我帮助很大，但我还有10000名指望着我的员工。

我记得有一些夜晚，有一个早上，我的同事拨错了电话号码，把电话打给了我。我猛地醒来，心脏砰砰砰地狂跳。有一次在飞机上，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心脏病发作了。但那不是心脏病发作，而是惊恐发作。我意识到自己出问题了。

惊恐发作，甚至被诊断患有癌症之后，2010年我们决定换个新环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我认为我的整个人生从此发生改变。

Bryan Walsh：离开自己创建的公司，这是一个困难的决定吗？

陈天桥：当然。至少用了两到三年，我们才在新加坡安定下来。我会去了解以前竞争者的动向，他们在我看来属于二线公司。他们逐渐赶上来，占据了我们的市场份额。你想要回去，尽管知道不应该这样做。这是一种挣扎。我跟克丽茜聊了很多，她一直鼓励我。她说大多数人只能爬过一座山，但你可以爬过两座或三座。我可以选择新的人生篇章。

很多人沉湎于他们过去的成功，认为这就是他们所能拥有的。我总是和我这一代的企业家说：你的人生不只是这家公司，放眼看，你会看到很多很多有趣的东西。但是你会看到很多人还是很挣扎，因为竞争，因为不同的压力，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压力。

Bryan Walsh：现在你是一位佛教徒。这是你做出的调整的一部分吗？

陈天桥：坦率的说，之前我不太信宗教。克丽茜会和一些佛教大师聊一聊，我总说：“别浪费你的时间。”但当我36岁被诊断患有癌症时，我意识到佛陀说得真对。我很富有，拥有想要的一切，包括非常幸福的家庭。但为什么我总是感到不快乐？为什么我会惊恐发作？为什么我总是不满足？

佛陀说我们必须从内心寻找答案。事实上每个人都是在人世间受苦。这是佛陀的基本教义：人生即苦。很多人不相信。但是人生就是受苦，因为即使有快乐、有幸福、有豪宅，但有一天你会失去它们。最后你注定会死。你不得不体验这种种痛苦，即使在你感到快乐的时候。所以我说，“佛陀是对的。”

在决定开始人生第二篇章，做慈善时，我们聚焦于如何减轻这些痛苦。

当我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时，有人说：“不对，不对！你为什么选择痛苦？痛苦是症状，你应该治疗疾病，没有疾病，就不会有痛苦。”我告诉他们：“不，疾病也是一种症状。”疾病是死亡的症状，疾病是通往死亡的道路。死亡是我们人生中唯一的疾病。我们不得不承认死亡是我们没法治愈的疾病，即使在硅谷这种你可以大胆地认为能治愈死亡的地方。

我会了解这方面的发展。

尽管我不赞同他们的看法，但我尊重他们，我会给他们捐款。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可预见的未来，死亡是不可治愈的。无论什么疾病导致死亡，最后的阶段都会很充满痛苦，恐惧、痛苦、未知。所以我认为治愈人生的痛苦是治愈死亡的最好方法。如果死亡没有痛苦，那就像睡觉，不是吗？治愈它的方法就是学会接受它。

所以我们认为死亡和痛苦应该是我们未来的关注点。后来我们见了很多科学家，到目前为止差不多300名。

Bryan Walsh：你知道科学的焦点将会是神经学吗？神经科学是一门明确的（科学）吗？

陈天桥：不，我会讲给你听。神经科学是了解大脑的瓶颈。但这不是唯一的部分。我总是跟人们说，尽管我们的重点是神经科学，但我们对研究所的愿景是打通所有与大脑和心理相关的不同学科，其中不仅包括神经科学，还有精神病学、心理学、社会科学、哲学、神学。我想把这些学科整合起来，但到目前为止我认为神经科学中存在瓶颈，因此我们在努力通过科学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法。几千年来我们在不断探究：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受苦？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什么是意识？我认为自上而下的方法是来自宗教、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方法。几千年前，哲学家就会问自己这些问题。没人能阻止你思考这些。但是自上而下的方法存在一些问题，因为现代人会说，“证明给我看。”

是的，他们需要证据和数据。

“我要看到事实。”神经科学正是能提供事实的学科。让我们以精神病学为例。到目前为止，精神病学的诊断主要依赖谈话，依然很主观。我问精神病科主任：“你什么时候能安装成像设备？你什么时候能通过某种生物标志物来诊断抑郁症？”我认为自己有某种心理疾病，真的觉得自己有问题，大脑里有某种化学物质或其他东西。例如，我会害怕坐飞机，虽然我是很理性的人，知道这是最安全的交通方式，但依然害怕。我服了药之后，恐惧感突然消失了。这说明你可以通过科学方法发现所谓的恐惧、抑郁症。但是神经科学似乎就此打住了。

神经科学是认识大脑的瓶颈。

我对此感到很失望。我们有多种方法诊断癌症，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大脑和心智的认识还和50年前一样。所以我认为是时候做些什么了。

Bryan Walsh：为什么采取慈善的方式？10亿美元是很多钱。为什么选择做慈善，而不是投资？

陈天桥：我们研究了各种改善慈善投入的方法，但对于大脑和心智，我认为我们必须选择非营利方式，因为我们对大脑缺乏基本的了解。这是瓶颈。所有的研究依然由大学或研究所实施，它们都是非营利组织。例如埃隆·马斯克说，他想在大脑中嵌入芯片（通过他的创业公司Neuralink）。我和加州理工学院的神经学家谈起这件事，他们说不可能，起码还要50年。

我们认为我们的方式是谦卑的。我们想给予科学家基本的支持，想解决基本问题。我们不满足于只是挣钱。

Bryan Walsh：陈天桥与克丽茜神经学研究所是否有令你们兴奋的成果？

陈天桥：有的。例如在脑机界面中心，理查德·安德森能够通过操控瘫痪病人的大脑模拟触觉和感觉。病人某个部位以下没有感觉。理查德刺激大脑中某些部分，病人会说：“哦，有人在胳肢我。”

这其实证明了我的一个假设，这个世界只存在于我们的知觉中。

Bryan Walsh：这个世界只存在于我们的知觉中？

陈天桥：这是另外一个哲学问题。这个世界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我认为它是虚拟的。因为如果我们的眼睛具有像显微镜一样的功能，显微镜肯定比我们的肉眼看得更真切，那么当我看你时，看到的应该只是细胞中的原子。我可以看到空气中有多少H2O分子，有多少氧原子在周围飘浮。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经过肉眼编辑的。那就是知觉。

另一位科学家，我们的研究所主任戴维·安德森，能操纵老鼠的情绪。当他打开一个按钮，老鼠会变得很平静。打开另一个按钮，老鼠会突然打起架来。攻击性是由一组神经元控制的。这是我的另一个假设——我们都是化学机器人。

未来我也许能戴上头盔，下载某种能激活神经元的软件——或许我可以为你创造一个世界。这是可能的。

Bryan Walsh：你认为那会是好事吗？

陈天桥：我只是在谈论事实，没有好坏之分，没有价值评判。当然，好坏之分很重要。不过现在我只是想告诉你未来科技会多强大，尤其是神经学的技术。

Bryan Walsh：你认为会发展到什么程度？20年后，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会有怎样的改变？

陈天桥：我认为科技已经发展到了极限。为了满足大脑，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来改变外部世界。如果想更进一步，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的内部世界。因此下个阶段是黑入大脑，只有这样，你才能显著提升满足感和幸福感。

人们谈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很多人说那会是人工智能。但是我认为这太狭窄了，人工智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应该是认知科学。如果不了解自己的智能，你就无法创造出人工智能——高水平的人工智能。我认为目前的人工智能不是真正的智能。

Bryan Walsh：目前制造人工智能的方法基于尽可能多地收集和挖掘数据。但是这不是人类认知的工作原理，这就像他们已经不试图让人工智能模仿人脑了。不模仿人脑是否是个错误？

陈天桥：人工智能取得了很多成功，比如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没人能否认，但我们不应该满足于此。我总是用我两岁儿子来举例。他可以在街上认出叔叔或阿姨。他不会叫错。但是计算机必须经过数百万次的训练才能分辨“这是小猫，这是饼干”。

目前我们只教给机器一种价值陈述：效率。机器会达到效率最高。机器永远知道如何快速地找到最佳方法。但是如果由机器来管理世界，它一定会说：“杀死所有老人、病人，因为他们浪费资源。”所以我们应该把公平和同情教给机器。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定义它们，又怎么能这样做呢？

回到精神病学，我们基于主观的谈话来做诊断，如何把这种经验传递给机器？

Bryan Walsh：有人担心人工智能会成为一种存在风险。你担心机器人取代人类吗？

陈天桥：我认为存在两类威胁。一类是机器人夺走人类的工作。我不认为这是个重大的威胁。技术会为人类创造新的工作。可能会有些痛苦，人们需要时间接受教育或培训，但人类具有适应性。

第二类是他们会发展出意识，超越我们。理论上存在这种可能性。在计算方面，它们已经比我们快得多了，但依然没有意识。其中一定存在我们所不知的神秘事情。它们就像没有适当软件的计算机。

有人说机器有机器权，就像人有人权。它们有权变得更聪明。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价值体系强加给机器。也许有一天机器会有自我意识，它们应该有自己的权利。我想，是的，也许。但那会是个新物种。我们为什么要不嫌麻烦地创造一个新物种？还有那么多的人类在受苦，在挨饿，地球上还有很多物种濒临灭绝。为什么要创造新的物种？我认为目前围绕这个主题的争论非常混乱。

Bryan Walsh：你已经涉及了大脑和神经科学方面的风险投资。你在这些领域中的哪些地方看到了成长？是制药吗？是脑机连接吗？

陈天桥：正如我说过的，这关系到基础研究。这是好奇心驱动的。我们在寻找真相。但是随着获得了基础研究的发现，我认为它能够满足所有人类的三个需求。我们把第一个需求称为大脑治疗——应对增长迅速的心理疾病，我认为这将是未来的巨大挑战。不只是心理疾病，还有神经退行性疾病。我们都会变老，某一天你一定会得上阿茨海默病、帕金森氏病或其他这类疾病。

抑郁症已经成为了首要疾病。我认为我们的研究对此会非常有帮助。我相信在接下来的10到20年，基础研究在这方面会做出很大贡献。

下个阶段是黑入大脑，只有这样，你才能显著提升满足感和幸福感。

我们把第二个需求称为大脑发展。我认为如果我们真想造福人类，我们必须了解我们自己，然后给世界、给汽车、给房子、给一切赋予目的，这样世界就能读懂你的心思，知道你想要什么，你在让世界满足你。黑入你自己，通过基因编辑改变你的身体。我认为这些是未来的杀手级应用。

第三个需求是我们的终极愿景。我们试图回答这类宏大的问题，比如什么是意识？我们是谁？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拟的？这种讨论似乎太学术了，但它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我认为对很多人都很重要。几千年来，这些问题是整个人类提出的终极问题。我们这代人也许有幸能找到答案。

Bryan Walsh：你谈到了抑郁症。我们看到自杀率在增长，你认为为什么会这样？

陈天桥：我认为原因在于技术。技术发展得太快了，让很多人无法接受。

Bryan Walsh：你所谓的技术指的是什么？

陈天桥：你手里拿着手机，可以联系任何人。10年或20年前需要一个月完成的事情，现在你可以在一分钟内做完，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但是我认为，人的联系能力有极限，你并不知道如何应对这些关系，应对这种信息的速度。太多的信息涌入你的大脑，大脑不得不判断是或否，因为在技术的帮助下，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很多不同的观点涌入你的大脑，你不得不判断你喜欢什么，想要什么。

举个例子，我说“你跑得太快了，我追不上你，想让你停下来”，一句话就是“我想阻止你”；但技术就是如此，我们阻止不了。

Bryan Walsh：你不能消灭技术。

陈天桥：是的，你没法这么做。所以我们用技术解决技术产生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研究大脑的认知科学很重要的原因。人们会说，“哦，某个疯子按下核弹的按钮，世界就消失了”；或者还有人说：“这就是技术啊”......

但我们想知道的是，那个人为什么会按下按钮？

如果技术无法改变，那看起来我们不得不改变大脑来适应技术。我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但我认为我们对大脑的了解越多，越能更好地缓解这些心理疾病。

Bryan Walsh：你是否认为我们未来会超越只是治疗明确的心理疾病和抑郁症，而转向主动塑造大脑，使我们变得聪明，更有意志力？这是人类的方向吗？

陈天桥：我不知道。很难说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异常的。比方你会说——“也许有一天技术足够好了，我们可以将不正常的大脑调整到正常状态”。但问题是——什么是正常？即使现在所谓的正常人对同一件事情也持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但是有了对大脑更多的了解，我们至少能通过减少人人都认为错误的行为来减少对社会的损害。比如自杀或恐怖主义，我们可以减少这类事情。但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很难所有人都得到改善，因为我们需要保持大脑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例如韩国非常擅长整形手术。所以漂亮的女人看起来都一样。这是我们想要的吗？这关系到价值判断，在我看来，保持多样性更好。

但是有了对大脑更多的了解，我们至少能通过减少人人都认为错误的行为来减少对社会的损害。

Bryan Walsh：你提到你对虚拟现实（VR）感兴趣。作为从数字娱乐上赚取了大量财富的人，你认为它对未来有什么影响？

陈天桥：我总说虚拟现实的终极版本是做梦。大脑足够强大，所创造的虚拟现实能够模仿真实的声音和感觉。这很神奇。

所以我想我们为什么要用谷歌头盔。我们对大脑的了解那么少。如果我们可以操纵大脑，继续我们的梦境，那会怎样？当我从美梦中醒来，总会感到失望。如果我能继续夜晚的梦，那会怎么样？如果你能让梦延续，那会是一个巨大的产业。我总说它是娱乐产业的终结者。

我问过很多科学家，包括我研究所里的科学家，他们是否能模拟感觉。目前我们只能模拟声音和视觉画面。如果你能感觉到，那么大脑可以模拟一切。所以我认为虚拟现实的终极版本会来自大脑本身。它足够强大。

Bryan Walsh：我们已经讨论过技术对快乐的影响。如果我们可以用虚拟现实做到那些，是否有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糕？

陈天桥：我认为只是趋势的加强，不会有很大改变。例如，在我小的时候，中国改革开放，大量香港和美国的电影被引入。这打开了一个新世界。我还是个好孩子。只有一次，我想找时间去朋友家看电影，被我妈妈批评了。她说：“你为什么要看那些东西？它们会让你上瘾，它们会让你这个那个……电视剧、电影会让你学坏。你会不学习，不工作。”结果我那一代，人人都做一样的事情。我创立盛大之后，我用户的父母每天都会批评我，说我们的产品让人上瘾。

我认为如果技术能实现更生动逼真，这种趋势会被加强。你总会发现有人对数字娱乐上瘾，就像药物上瘾。药物的作用很强，它可以控制你的大脑，让你觉得愉悦。如果数字娱乐具有和药物一样的效果，我们的政府早就会订立相关的监管规定 。我认为应该继续发展，即使虚拟现实产生了更让人上瘾的东西，我们也可以把药物规范作为标杆，我认为虚拟现实是可以被调控的。

Bryan Walsh：最后，你对技术和大脑的发展方向是否乐观？你是否认为我们能让自己变得更健康、更快乐？

陈天桥：我没法回答这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有一点悲观的原因。我认为技术制造了很多问题。我所能做的就是用科学方法减轻技术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如果我们不那样做，技术会导致非常糟糕的结果。

我给美国大学捐钱遭到了中国媒体的批评。但是我认为目前的争论或冲突不在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这是整个人类的问题。 （本文首发Mudium，作者/Bryan Walsh，编译/Cathy，编辑/张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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