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疫情冲击，宏观政策如何发力？专家建言

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态势不断巩固和拓展。但境外疫情扩散蔓延，对世界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和实施力度，抓紧研究提出积极应对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我国如何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就相关热点问题，本报邀请三位专家深入研讨。

经济运行有良好支撑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造成的冲击，我国已连续出台实施了一系列财政、货币、就业等政策，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又进一步明确了多项政策措施。这些宏观政策的主要着力点是什么？

刘尚希：新冠肺炎疫情产生的负面冲击，使就业、企业营运和个人日常生活处在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当中。疫情主要有两方面直接影响。一是在需求方面，引起群体性需求收缩，特别是对于旅游、餐饮、交通运输等行业，影响很明显、很直接，速度很快；二是在供给方面，受疫情影响，不少企业春节过后复工出现困难。

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旨在注入确定性和分担风险，对冲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财政政策方面，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采取包括加强经费保障、减税降费、贷款贴息等有力措施。近日，中央进一步提出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等重要举措。这些举措对冲了疫情给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带来的负面影响，彰显了财政应急兜底的作用。在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这些密集出台的政策，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稳定经济运行提供了良好支撑。

刘俏：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月份和二月份经济数据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造成了较大冲击。在疫情暴发初期，我国及时果断采取了一系列宏观政策，增强了逆周期调节力度。这些政策在对冲疫情影响、防止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比如，央行通过中期借贷便利（MLF）降息、大量逆回购等操作保证了市场和企业流动性的相对充足；一系列减税降费、为企业减负的财政政策也陆续推出。这些政策对于稳增长、稳就业，帮助受冲击最为严重的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起到了积极作用。

温彬：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党中央全面部署下，各部门第一时间出台多项助企纾困政策。例如，央行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金融30条”支持防疫举措；货币政策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通过降准、降息等方式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并通过专项再贷款、再贴现、小微企业贷款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等加大了定向支持力度。财政部门及时出台一系列财税政策，对新冠肺炎患者、参加防治工作的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受疫情影响的职工等实施补助补贴或税收优惠，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贷款给予财政贴息，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企业实施减税降费等措施。

可以说，这些政策的出台实施，有力支持了疫情防控，对维护疫情下的经济正常运转、保障社会安定大局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将对当前促进经济加快恢复起到支持作用。

坚持关注结构性问题

中央提出，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和实施力度。我国宏观政策应该如何保持战略定力？应该从什么样的逻辑出发制定宏观政策？

刘俏：全球经济在今年第二季度大部分时间面临“停摆”，不仅严重影响外需，也带来了全球供应链中断风险，不可避免地给我国经济复苏带来了极大不确定性。我们需要深入思考我国对冲疫情影响的宏观政策范式，进一步明确宏观政策定位和实施的重点领域。

在中国经济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国核心增长逻辑变化的形势下，面对危机应该坚持关注结构性问题，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应该转向对冲疫情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影响方面。

当前疫情在全球加速蔓延，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对冲疫情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影响。相比经济总量和增速，更应该关注那些能反映经济社会结构的指标，如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产业和就业结构的变迁、微观经济单元的活力、收入分配结构、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和定位、研发强度和创新能力、投资资本收益率等。摆脱刚性增长目标的约束，以更大力度推动结构性改革，应该成为我国当下采取的宏观政策新范式。

刘尚希：除了经济层面，全球疫情风险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都会产生很大影响。中国的产业供应链已经进入到全球经济当中，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要有短期措施，更要有长期考虑。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阶段性、短期的，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疫情对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一季度经济增速会产生较大冲击，但通过一系列政策对冲，能够把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当前，要扎实做好“六稳”工作，特别是稳定预期，促进经济社会尽快恢复常态，回到正轨。但对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怎么估计都不为过。有了充分准备，大变局中的风险就变成了战略机遇。

温彬：制定宏观政策要坚持“以我为主”，根据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需要，出台实施合适的调控政策。同时，也要关注境外经济刺激政策带来的外溢效应，以及全球经济衰退、金融市场波动带来的冲击，要增加宏观政策弹性，强化逆周期调节，做好充分应对准备，防范各种风险冲击。

推更多减税降费举措

近期，我国已采取加大资金投入、减税降费等一系列财税措施。下一步，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更加积极有为？

刘尚希：我们需要跳出传统思维，全面分析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公共风险，从稳定市场预期和增强社会信心的角度，在财政风险可控的条件下，让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

对于中央已明确的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等措施，要进一步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尽快充分发挥政策效果。

长远来看，推动经济恢复和发展，既需要救援性的政策安排，更需要深化改革开放和改善营商环境。唯有出台新的改革举措，才能从根本上增强信心，改善企业预期。

面对前所未有的减收增支压力，要大力优化支出结构。有必要全面调整预算，对支出项目重新“排队”。要优化财政资金配置，打破支出固化格局，该砍掉的项目坚决砍掉，该保障的项目要切实保障。

财政资金不是无限的，需要引导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要鼓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和政府购买服务，推出市场化改革举措，把财政资源与市场、社会资源协同起来发挥作用，形成抗疫合力，以共治共建、合作创新方式来满足老百姓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同时，应该建立反馈机制，对政策效果作出及时、动态科学评估，并根据政策实施和现实情况变化，不断巩固、修正、调整。同治病用药一样，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政策措施应当始终与风险状态的变化相匹配。

刘俏：鉴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其带来的风险超过预期，我认为应该实施更大力度的财政政策。从结构性影响角度看，疫情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经济微观基础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影响；二是对消费和就业的冲击。中小微企业提供了我国80%以上就业岗位，消费在2019年拉动了我国近60%经济增长，我国财政政策的发力点应该放在稳就业和促消费上，着力为3000多万中小微企业和9000多万个体工商户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对于中小微企业，可以在减税降费方面推出更多举措。我国增值税改革基本上已经到位，未来还可以下调企业所得税，这将起到增强中小微企业投资信心、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的作用。

在促进消费方面，可以采取一些政策对冲疫情带来的影响。比如，通过对个人收入所得税进一步调整，增加个人和家庭可支配收入；为低收入群体和湖北省居民发放消费券；等等。

温彬：财政政策应充分发挥财政对弥补资源配置市场失灵和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作用。具体而言，可以适度扩大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加快推进项目进展，尽早形成有效投资；落实好已经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加大财政资金对“新基建”、补短板支持力度，促进基建投资发挥托底作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货币政策应精准施策

下一步，稳健的货币政策如何更加灵活适度，为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精准金融服务？

温彬：“灵活适度”的要求延续了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货币政策的部署。我国经济发展中两难、多难问题增多，因而货币政策要兼顾多重目标。比如，当前就要重点在抗击疫情、通货膨胀、汇率稳定以及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寻求平衡。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冲击显著，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难度普遍加大，尤其需要货币政策给予更大力度支持。

下一阶段，货币政策要继续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和降准降息力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更大力度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鉴于目前银行负债成本居高不下，压降点差空间有限，且企业和居民部门存款占银行总负债的60%以上，政策利率不宜频繁变动，适时适度下调存款基准利率将对LPR下行产生显著效果。

此外，要引导我国国债收益率稳中有降，缩小中美利差至适度水平，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加强对短期跨境资金的监控和管理，防范金融风险。

刘俏：即使美联储大幅下调利率，我国央行也很难积极跟进。一是我国目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仍有不畅之处，利率“双轨制”依然存在；二是因为受疫情影响，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存在堵点，我国经济面临较大通胀压力。因此，制定货币政策切忌大水漫灌，应该强调精准施策，满足真实的信贷需求，谨防信用紧缩。

刘尚希：货币政策应该着眼于改善流动性。在货币政策松紧适度的同时，要消除政策传导障碍，疏导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政策要真正提高流动性，甚至采取非常规金融措施，比如一些国外央行直接出手购买企业商业票据，稳定企业资金链、产业链和供应链。

应对风险需协同配合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可以采取哪些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宏观政策工具如何协同发力？

刘俏：稳定经济增长，必须发挥有效投资的拉动作用，必须根据中国经济逻辑的变化，寻找新的、大量级的投资领域。建议各方关注两个与基建相关且有很大空间的投资领域。

一是与民生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如旧城改造、租赁住房、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等领域。

二是中心城市和都市圈基础建设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领域。通过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基础服务均等化，可以增大城市集聚效应和城市所能容纳的最优人口规模，促进形成统一大市场，并将更多人纳入“市场”，通过集聚实现人均收入增长，缩小发展差距。

刘尚希：国家治理的本质是公共风险治理，能不能做到公共风险最小化，百姓安居乐业，是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标准。归根结底要靠深化改革来提振社会信心、防范公共风险。

应对公共风险不仅仅是某个或者某些部门的事情，而是涉及整个国家治理，需要各个部门协作配合。因此，财政、货币、就业等宏观政策，不应该“单兵作战”，而是要建立起政策组合、协调机制。此外，要建立科学的考核机制，从政策效果上来评价、考核和监督部门工作,避免“留痕式”的监督。比如，针对企业融资，财政要与金融政策协调配合，可通过提供贷款贴息、担保费补贴等财政手段，有针对性地解决一些行业和企业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降低融资成本。

要把稳就业放在首位考虑。大量中小微企业是就业主渠道。一方面，保中小微企业的资金链，就是保就业岗位，减少疫情对就业存量的冲击，避免由经济风险转化为社会风险；另一方面，为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创造条件，为招工提供帮助。

温彬：宏观政策要强化协调配合、形成合力，才能有效应对疫情和来自全球经济波动的冲击，加快经济社会恢复发展。

例如，要针对疫情带来的短期冲击，根据不同行业特点，有针对性地出台就业、产业、金融、财政等扶持措施，打通人流、物流、资金流通道，确保复工复产所需的劳动力、原材料和资金。要继续用好财政对贷款贴息、担保补贴等方式，发挥政策合力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要统筹推进中小微企业贷款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工作，金融、财政、监管等方面都要给予配套支持。

政策还要更加统筹兼顾。就业问题关乎居民生计、关乎社会安定，必须强化金融、财政等宏观政策对就业的支持，特别是对于吸纳就业人数较多的服务业、制造业等行业以及重大投资项目，要在资金、政策、保障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大量民营企业、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这部分企业在疫情中遇到的困难广受关注。要落实好已出台的政策，想尽一切办法使其生存下来，保障就业基本稳定的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