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郑秉文：将网络互助纳入监管 改革失业保险

财联社（上海，实习记者潘婷）讯，网络医疗健康互助（简称“网络互助”）自2011年诞生以来便发展迅猛。截至2019年底，我国数十家网络互助平台加入成员达1.5亿，阿里、360、新浪、百度等企业均已布局网络互助。网络互助早已成为我国除全国医保和商业保险之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

经新冠疫情一战，网络互助或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我们关注到，相比以往，人们更加重视大病重病医疗保险了。网络互助可以进行“云操作”的便捷性，也将在5G基站的布局和金融科技的发展下更进一步。此外，疫情下激增的失业人数也将失业保险制度的弊端暴露于人前，这对完善失业保险制度设计，更好保障失业人群民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此，《财联社•保险频道》记者了解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聚焦网络互助和失业保险提出相关建议，指出要将网络互助纳入监管体系，防控其潜在风险，还要完善失业保险的制度设计，提高制度瞄准度。同时其指出，放宽失业农民工领取失业保险金的限制更是刻不容缓，以保障疫情下失业农民工的基本民生问题。

将网络互助纳入监管体系时机已到

据蚂蚁金服研究院5月11日发布的《网络互助行业白皮书》显示，2019年，我国网络互助平台的实际参与人数达1.5亿，预计2025年达4.5亿，覆盖中国32%左右的人口。然而，或由于网络互助属性始终存在争议等因素，这一关于数亿人利益新型保险形式尚未纳入监管体系。

郑秉文指出，目前网络互助对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发挥的补充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对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覆盖面发挥重要补充作用。据统计显示，我国2.45亿流动人口中仍有10.9%未参加任何一种医疗保险，而仅在2019年，网络互助共帮助近4万人次，互助金额超50亿元，扩展了医疗保障体系的覆盖面。此外，通过中国保险行业协会调研发现，2017年全国大中城市健康险市场的渗透率仅为9.1%，购买率不足10%。

其次，网络互助参与门槛低，可及性很好。网络互助平台加入方式简单便捷，线上操作即可实现，不受户籍地、流入地以及单位依托等限制。此外，5G时代网络互助或将迎来全新发展机遇，利用金融科技重构保障流程，服务新市场创造新价值。

最后，对由于重大疾病家庭成员导致陷入绝境的家庭具有明显补偿作用，可有效防止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以定位大病互助共济服务的相互宝为例，其加入成员若遭遇重大疾病可享有30万或10万元不等的保障金，费用由所有成员分摊。相互宝的成功示范，使其“老年防癌计划”于去年上线，致力于保障60至70岁的老人。这是相互宝第一次推出分人群的互助计划，精准满足不同人群的保障需求。

鉴于此，郑秉文提议，要将网络互助纳入监管，令其充分发挥对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作用。

其实，早在《网络互助提案》成熟之前，“是否将网络互助纳入监管”这一议题就已引起各方热议。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公开表示，相互宝是信用互助的创新。在此之前，没有公司靠信用互助形式来保障大病。

“相互宝是新时代互联网发展造就的新事物。从监管角度看，如果没人管，出了问题将影响社会稳定，因此需要有人来管，与其晚管，不如早管。但管的力度很重要，如果管死了，也不是好事。从长期角度看，应当防患于未然。”郑秉文这样表示。

作为一种新事物，相互宝也存在一定的风险。郑秉文分析，网络互助与其他平台服务领域一样，存在六个潜在共性风险。

首先是金融风险。虽然后付费是网络互助的主流付费方式，然而先付费模式也占有一定市场份额，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资金池。

其次是经营风险。大部分网络互助平台尚且处于盈亏边缘，经营收入不能覆盖全部成本。

第三是信息风险。线上操作是一把双刃剑，在方便大众投保的同时也产生了隐私信息泄露的风险。应尽快制订法规政策，规范互助范围、健康告知、等待期等信息披露，保障隐私安全。

第四是道德风险。既应尽快立法确保平台经营者或投资者遵守契约，防止平台“野蛮生长”，同时依法保护平台成员合法权益，要求成员诚实守信。而保险行业核心价值理念是诚信文化的精髓，先进的诚信文化是保险业的立业根基。

第五是失范风险。作为新事物，行业内存在潜在不规范经营现象是常态，规范创新、扶优汰劣的外部生态还有待建立。

最后是社会性风险。网络互助行业涉众性强，群众覆盖面广，需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目前，这个行业处于监管空白地带，相应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监督检查滞后。然其快速增长的资金池和海量会员信息等事关公共利益，故而对其加强监管以保护公众利益刻不容缓。

对此，郑秉文表示，网络互助近年发展势头较好，利用金融科技重构保障流程，服务新市场创造新价值的良好创新趋势已显现。“为更好服务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应乘势将网络互助纳入监管”。此外，还需据其独特性建立适配的创新监管方式，防止重蹈“P2P网贷”的覆辙。

修订《失业保险条例》改革失业保险

新冠疫情致使经济运行停摆近4个月，失业群体面临基本民生问题，失业高峰可能不期而至，经此一役，失业保险制度或将迎来“大考”。基于此，郑秉文聚焦失业保险顽疾，提议改革失业保险制度。

《失业保险提案》指出，长期以来，我国失业保险制度存在以下三个顽疾：

第一，失业受益率太低。2018年调查失业率为4.9%，失业人数2130万，而年末领取失业金的人数却只有223万，仅占失业人数的10%。

第二，参保受益率持续下滑。2004年参保受益率是4.0%，1.05亿的参保人中420万领取了失业金，2018年降到了1.1%。15年间，领取失业金人数减少了近1倍，参保缴费的人数却增加了1倍。

第三，失业保险基金规模越来越大。交钱的人越来越多，领钱的人越来越少，这就导致了失业保险基金逐年增加。2004年的基金累计余额仅为400亿元，而到2018年就增加到了5800亿元，15年间增加了15倍。

郑秉文指出，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失业保险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应对经济周期。正常情况下，失业保险基金结余应是波浪型的曲线：经济景气时呈上升趋势，衰退时呈下降趋势。然而，我国失业保险基金结余量长期呈现攀升态势。

针对上述问题，郑秉文表示，特殊时期“应打破常规，向全国所有失业人员发放失业金，不惜把‘所有子弹’都打出去，甚至不惜让5800亿元失业保险金清零，让失业保险的作用回归‘本源’。”

不过，改革《失业保险条例》才是治本之法。对此，郑秉文也提出了两项重点：

首先要提高制度瞄准度。目前，很多参加失业保险的群体基本属于不失业群体，如中国社科院之类的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其工作人员几乎不存在失业风险，用到失业保险基金的概率极低。然而，很多失业风险高的群体和企业却未能覆盖。

其次是完善制度设计。郑秉文指出，目前《失业保险条例》规定的领取失业金条件十分严苛，地方反映十分强烈。例如，“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这一限定条件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引发了一些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现实中有大量“被辞职”的现象，很多企业常以减薪、调岗等方式，逼迫劳动者主动辞职，这么做既规避了规模裁员的制约，又可以规避支付经济补偿金，同时劳动者也不愿意在其个人档案中记录下被辞退的情形，导致大量劳动者享受不到应有的失业保障。

而目前形势下更为急迫的一点在于，应放宽失业农民工领取失业保险金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