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信托主动管理能力薄弱，董事长肖鹰解决增资难题遇考验

文|特约记者启林 编辑|苑川

还有一个月，国民信托一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又要开庭。

据天眼查信息显示，国民信托这起与泰禾投资集团的纠纷将于8月10日开庭。这只是国民信托近年200多起纠纷中的一件。对国民信托来说，向借款方公司讨债尽快化解信托风险已成当务之急。

国民信托前身为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信托投资公司，此后股权多次易主，2014年从香港新世界到佳兆业创始人郭英成，2015年生命人寿及其背后金主张峻又从中接盘。由于股权转让频繁，导致其2017年增资受限。此外，国民信托还深陷渤钢系企业违约漩涡，信托产品至今尚未兑付；年初又因融资类业务规模压降不到位被监管部门点名批评。

从各项行业指标来看，目前国民信托均徘徊在行业中下游的位置。根据信托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公司的信托资产规模为1493亿，在61家同业中位列42；净资产30.34亿，位列55；人均净利润92.22万元，位列48。近些年随着外部监管环境的变化，公司正一同经受行业转型带来的阵痛，压降通道业务、培育主动管理能力，是摆在公司面前的两道难题。

国民信托要梳理这团乱麻，最关键的是解决增资难题。因为国民信托注册资本仅达10亿元的及格线，不增资很多业务发展受限。但增资及出售汇丰人寿50%股权都一直未获监管批准。寻求获得监管批准，是2019年接任国民信托董事长的肖鹰面临的挑战之一。

近日《创业圈》就压降规模、增资等相关问题向国民信托发函，截至发稿未获回复。

不降反升，通道类业务规模有待压降

在2020年信托业年会上，包括国民信托在内的20家公司因融资类信托规模不降反升、未完成两项压降指标、风险资产处置不力等原因，被监管部门点名批评。早在2020年初，监管部门就曾要求信托公司制定融资类信托压缩计划，以各家2019年底的主动管理型融资类信托规模为基础，各自压降比例为20%左右。然而，国民信托的融资类业务规模却从2019年的100.53亿，增长至135.15亿。

从业务结构来看，信托业务主要分为融资类、投资类和事务管理类三类，其中事务管理类和融资类信托业务是近些年监管部门重点要求的压降对象。

事务管理类信托，即所谓的“通道”业务，信托公司不负责实际的融资和投资事项，只需按照委托人的指令进行管理即可。部分通道类业务的资金委托方来源于银行理财，投向了信托、券商资管或基金等，由此导致社会资金最终并没有流向实体经济，而是通过多层嵌套的方式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

融资类信托一般为非标融资。根据证监会发布的定义，非标融资指的是没有在银行间市场及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的债权性资产，包括信托贷款、信贷资产、委托债权等。选择非标融资的，一般是难以通过银行贷款、发债等渠道获得融资的部分行业或企业。非标融资的借款方往往需要付出较高的融资成本，而贷款方也承担着更高的违约风险。以国民信托为例，翻阅其近年来有关委托贷款的纠纷案件，贷款年利率多数在7%以上的水平，远高于同期的银行贷款利率。

随着资管新规及其配套细则的落地，非标融资规模持续受到压降，其目的在于降低社会整体的融资成本，加大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去通道化已经成为信托业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今年2月，银保监会召开2021年信托监管工作会议，明确金融通道和非标资金仍然是重点的压降对象。

根据信托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3月底，信托行业的管理资产规模进一步压降至20.4万亿，较2017年的规模高点已减少5.8万亿，其中事务管理类业务大幅缩水6.7万亿。截至今年5月底，社融口径中的存量信托贷款为5.74万亿，较2020年底大幅减少近6000亿。

在监管持续加码的环境下，国民信托未来仍将面临较大的规模压降任务。从信托项目的资产负债表可以看出，公司目前有700多亿的信托资产用以发放贷款，减去135亿的主动管理型融资类规模，大致推算出公司仍有560多亿的贷款为通道类业务。

频频踩雷，公司主动管理能力存疑

在通道类业务持续压缩的情况下，主动管理业务已经成为信托行业的重要转型方向。然而有专家表示，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我国信托行业始终未能形成社会认可的专业投资优势，未能形成对特定信托业务的风险管控能力。

一般而言，信托公司主要开展两块业务：固有资产和信托资产投资。其中公司运用自有资产开展发放贷款、股权投资、购买理财产品等方面的投资，其收入体现为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和利息收入。

2020年国民信托的固有资产投资规模为28.4亿元，同比2019年小幅上升2.6亿元。然而公司的投资收益却意外腰斩，2020年公司确认的投资收益仅为0.46亿元，远不及2019年的1.1亿元。

根据公司年报，国民信托将接近78%的固有资产投向了金融资产领域，金融资产每期的公允价值变动均会计入当期损益。进一步拆分金融资产的构成，去年公司购买了10亿的基金产品，2019年仅为6.38亿。去年A股市场走出一波牛市，全年各类基金均取得较为可观的正收益，公司没有受益于大年行情，投资收益不增反降，令人生疑。

在信托业务方面，公司的管理能力同样并不突出。根据信托业协会披露的数据，2020年国民信托的加权年化信托报酬率仅为0.27%，在61家同业中排名40（其中15家无数据）。

从信托业务结构来看，国民信托虽然在持续压降被动管理型的业务规模，但目前仍然占据主导。主动管理型业务规模从2019年的196亿，进一步增长至2020年的393亿。其中证券投资类业务从2019年的62亿，大幅增长至2020年的207亿元。结合信托项目的资产负债表来看，信托资产中的持有至到期投资大幅增加近350亿元，可以推断公司证券类投资以主要投向了债券市场。

此外，国民信托将17.77亿元的事务管理类业务归类为主动管理型业务。但一般而言，信托公司在事务管理类业务中并不负责资金的募集和运用，只负责账户监管、资金清算等工作。主动管理型的事务管理类业务，与通道类业务存在何种差别，《创业圈》向国民信托发出问询函，截至发稿国民信托并未对这一问题做出回应。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以来，公司频频发生“踩雷”事件。据裁判文书网的不完全统计，自2020年初至今，公司因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营业信托纠纷等已有多场官司在身，涉及的贷款违约金额总计超65亿。其中，仅上海国之杰和中融新大集团两家公司便涉及超40亿的违约金额。

2017年6月，公司通过单一信托计划向中融新大集团发放信托贷款20亿元，贷款期限为2年。然而中融公司没有按期偿还，逾期本息合计达20.55亿元。今年初法院将中融新大集团列为被执行人，冻结其旗下资产合计20.57亿元。

再往前，公司也曾踩雷安信信托的大股东上海国之杰。2018年6月，国民信托受让上海国之杰投资有限公司对天津财富置业享有的债权及相应的担保权利，转让期限2年。受让债权后，国民信托向上海国之杰支付款项21亿元。然而上海国之杰公司未按约支付回购本金及溢价回购款。最后公司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请求冻结其存款等资产。但截至目前，尚未有上海国之杰列为被执行人的公开信息。

信托业的转型已是开弓之箭。面临压降规模、培育主动管理能力双重压力的国民信托，能不能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尚有待时间的检验。

而对于国民信托董事长肖鹰来说，最迫切的硬任务就是解决增资问题。曾任原银监会北京监管局纪委书记的肖鹰具有18年的金融业监管经验，其当初空降到国民信托，也是为了改变公司面临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