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卡债危机：银行花式发卡 监管亡羊补牢

近来，关于现金贷的监管文件在中国大陆陆续出台，倒逼这个在“裸贷”、“庞氏骗局”、“暴力催收”等诸多负面词汇中成长的行业，进入规范运营时期。

而就在十几年前，中国台湾地区也经历了几乎同样的一场轮回。

电视女主播以柔美的台湾腔报道又一起自杀事件提示珍惜生命、路边花花绿绿的霓虹灯广告上赫然印着“卡奴，拨打以下电话号码求救”……这些都是发生在2005年前后台湾卡债危机的缩影。

彼时，危机的背后同样是有关人性、欲望和信贷的故事。

业绩压力下,银行花式发卡

“个别银行发行现金卡，类似现金贷，用卡直接在ATM提款，可循环使用，获利甚丰，引致同业争相仿效，形成恶性竞争”。某银行信用卡部门从业人员向记者如此描述卡债危机的起源。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台湾地区经济放缓，大量传统企业外迁，导致银行的企业贷款坏账难以收回，企业业务难做。同时，伴随1991年台湾开放民营银行设立的改革，台湾银行数从1990年的16家迅速增加到2000年的53家。

企业业务难做加上银行数量激增，于是乎，银行们逐渐把目光转向了个人消费金融，开始拓展例如信用卡、现金卡和其他小额无贷款业务。

“2000年，当时不算特别有名的万泰银行率先发行了‘乔治玛莉现金卡’，居然大受欢迎。”经历过当年危机的台湾人老王回忆称。“看到钱那么好赚，更多台湾银行纷纷效仿，台新、中信、大众、中华纷纷发行信用卡、现金卡。”

老王此言非虚，根据当年数据，上一年还严重亏损的万泰银行仅仅一年，就扭亏为盈，盈利14亿元新台币，而其中现金卡贡献了50亿元新台币。

为争夺这块“蛋糕”，台湾许多银行纷纷发行种种信用卡与现金卡，甚至有银行打出广告称“只要会呼吸就能办卡”、“五分钟发卡”等。银行为了争夺客户，屡屡下降办卡标准，办卡前不需要信用评估，使用中不记不良记录。

银行同时还推出诸如“红利积点”、“刷卡、办卡送礼品”、“购物送信用卡”等各种优惠方式，花样百出，鼓励客户办理、使用信用卡、现金卡。

当时，中国信托银行推出的一个活动，只要使用信用卡购买“东森礼券”预付19000元新台币，就可买到2万元的礼券，如果礼券一年到期没有用掉，可选择兑换2万元等值支票，或换2万元等值提货券，再加4000元购物折价券，也就是可以买到24000元的货品。这样算下来，光是一年后换回支票的获利率，即高达5%以上，比银行定存利息还高。

在这些看似荒唐的花式发卡背后，是银行的巨大商机。信用卡和现金卡都具有借款和循环信贷的功能，属于高利率消费贷款。当时的贷款基准利率仅为4%，因此，对于银行而言，高达20%的信用卡循环利息远为其他金融产品所不及。

除了开卡的花式奖励外，银行为推销信用卡、现金卡，还利用广告宣传向消费者植入错误的消费观念，让民众认为借贷消费反而是一种“高尚的行为”，鼓励民众大量使用信用卡甚至透支，扩大消费。银行还规定信用卡最低应缴还款比例为2%~5%，使持卡人放松心理警惕。

“当时，全台湾信用卡、贷款广告漫天飞，教导我们身上有多张卡是种时尚，应该活在当下，有钱用的时候就应该及时享乐。困顿家庭也可以用信用卡一刷，解燃眉之急。”老王说。

根据台湾地区监管机构——“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金管会”)统计，2005年底，台湾信用卡发卡数突破9000万张，较2002年底的5687万张增长58%;累计流通卡数达到4549万张，较2002年底的3159万张增长44%。

此外，根据联合信用卡处理中心数据，2004年台湾信用卡渗透率为17%，平均每位成人持卡2.8张，而当时日本为7%，1.9张卡，韩国为-3%，1.9张卡;新加坡为15%，1.7张卡。

过度消费，几十万“卡奴”陷入悲惨世界

然而，办卡、刷卡消费却并未给持卡人带来广告宣传中的美好生活，反而造就了一批负债沉重的“卡奴”大军。

由于持卡人的信用额度是自己收入的数倍甚至是数十倍，最低应缴还款比例又仅为2%~5%，加之“量入为出”的消费观念被银行的各种宣传、推销颠覆，借款、欠债消费成为了台湾社会和一部分持卡人的常态。但当欠款消费的持卡人动用了最低应缴还款比例时，就掉入了循环利息的陷阱，债务加速累积，最后沦为“卡奴”一族。

根据“金管会”统计，2004年6月至2005年7月，双卡合计放款余额于由6631亿元新台币增长至8056亿元新台币，其中现金卡放款余额更由1934.55亿元新台币骤增到3066.97亿元新台币。

此外，根据“金管会”2006年4月发布的《卡债问题报告》，“卡奴”人数为52万人，平均每人积欠30万新台币的卡债。而从“卡奴”的用卡行为分析，奢侈品消费、过度消费是卡债的主要成因之一。

根据麦肯锡 的一项调查报告，截至2005年底，台湾过度借贷人口约30至4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7%、成年人口的2%)。其中，债务余额为月薪22至45倍之间的比例约为整体的30%。麦肯锡的调查还显示，70%的双卡债务资金用于奢侈消费，30%才用在民生消费上。

台湾地区的张老师基金会对于积欠卡债原因的调查也显示，“过度消费”占了最高比例，为25%，其次为“投资失败”，占21%，“用于一般生活”的比例为19%，“资金周转”为14%。在台湾《联合报》的民意调查中，39%的“卡奴”也承认是因为消费太冲动而欠下了卡债。

“卡奴还不出欠债后，银行便开始通过各种方式讨债，有合法，也有非法的。许多银行自己催不来款，把业务委托给讨债公司，而这些公司几乎都有黑社会背景，手段不规范、不道德。这个问题就这样从金融问题逐渐演变成社会问题。”

老王说，他认识的不少“卡奴”是军人。“尤其下级军士官，以前在部队里见到好几个士官开名车，花钱又大方，但搞到最后，无力还钱，只好办一办退伍，退伍金通通拿去还债了。”

当时，在台湾合法的讨债公司就达900多家，还有大量的非法讨债公司，其中包括黑道势力在内的暴力讨债。

一些讨债公司以“征信社”为名义招揽生意，实际从事暴力讨债，使用窃听器、西瓜刀、球棒、电击棒、喷漆等，恐吓折磨债务人，并用征信社持有的GPS，偷置在债务人的车上，并用针孔摄影机或监听器充分掌握对方行踪，最后直捣家中。

种种催债行为对债务人心理影响甚大。“最极端的是自杀，案例很多，引起社会震动，说明卡片发给了不该发的人，无力自理。同时，又存在不当催收，由于中国人爱面子，给当事人造成严重心理压力。”上述银行信用卡部门从业人员称。

根据麦肯锡的报告，2004~2005年，台湾地区一年间自杀的人数高达4000人，其中四分之一以上是“卡奴”。

一些“卡债”受害者自发组成了“冷血银行受害人自救连线”。该组织的理事长王为仁提出批评说，银行发卡的时候从来都没有提醒过民众，刷卡过度会有什么危害、利息有多高，只是强调刷卡有多少优惠，违反了消费者保护法。连香烟都有危害健康的警语，办理信用卡时银行在契约上却只字未提。而本应该负有监管责任的当局“金管会”，就如同“活在象牙塔里，完全处在状况外。”

值得一提的是，卡债风波还催生出另一类人群——“卡贼”。这部分持卡人吃定银行，全力赖账。根据台湾地区银行部门的资料，在52万的“卡奴”中，只有623人卡债超过300万新台币，但其中99%都不知去向。他们并非还不起钱，大部分还是年收入200万新台币以上的高薪阶层，使用的信用卡也是顶级卡，额度无上限，最喜欢消费昂贵奢侈品，享受高档服务，但消费后却不还钱。

有银行催收人员表示，台湾地区卡债到处都有，银行催收人员一般分成前、中、后台。前台处理刚逾期几天的一般案件，通常只是提醒，大部分也都联系得到，困难度最低，催收成功率也几乎百分百。中台处理逾期案件在3个月以内的。后台处理超过3个月以上的，困难度最高，必须调来催收高手，不过，每10通电话还是有8通找不到人。

卡债危机爆发，银行、经济很受伤

正所谓“出来混迟早要还的”，作为始作俑者的银行最终也受到波及。2005年冬天，随着双卡债务状况的持续恶化，卡债危机爆发。

虽然消金业务只是银行的一部分业务内容，但双卡债务人负债累累，大多无法按时缴款，导致各家银行双卡逾期放款激增，坏账问题恶化并侵蚀获利。

根据金管会银行局(下称“银行局”)数据，双卡逾期放款余额于2005年7月开始明显增加，从6月的138.50亿元新台币骤增为182.29亿元新台币，至2006年5月已达341.26亿元新台币，一年间便提高为2.5倍。

双卡逾放比也从2005年底开始显著上升，并由2005年12月的2.22%上升至2006年5月达4.98%(即每100元双卡借款中，有将近5元逾期三个月以上未还)。而银行为减轻逾放比的不利影响，遂积极注销坏账。

2005年6月以前，每月双卡注销坏账金额大致在40亿元新台币至50亿元新台币间，2005年7月首次超过60亿元后，注销金额逐月上升，2006年3月更注销近217.5亿元。银行局数据还显示，前十大信用卡发卡银行中，台湾地区银行(除中华银行外)2016年全年的注销坏账金额均超过各行发卡收入的30%，台新银行甚至高达55.7%。

银行注销坏账会增加营业费用、抵销营业收入，税前获利因而减少。以2006年3月为例，该月份台湾地区银行全体营业利益虽有1473.4亿元新台币，但全体税前获利却仅未25.1亿元新台币。

获利空间受压缩下，银行的直接反应即是紧缩双卡业务。根据信用卡业务统计资料，自2005年10月起，“当月停卡数”就开始超过“当月发卡数”。

银行紧缩双卡信用，还影响了其他消费金融贷款，包含购车贷款及其他小额信用贷款。截至2006年8月底，购车贷款余额较2005年12月底减少98亿元新台币(减幅约为7%)，其他小额信用贷款余额则减少1814亿元新台币(减幅约为16.3%)。

“大陆今天的现金贷风波与台湾当年的卡债危机不能比，规模差得远了，大陆远没有台湾严重，涉事金融机构也非常少，而台湾是所有正规银行都参与了。外资银行相对而言好很多，因为有总行管控。”上述银行信用卡部门从业人员告诉记者，此事对台湾地区银行业造成严重冲击，由大幅获利转为大幅亏损，由于政府的强制性减债减息措施，银行很多年才恢复元气。

卡债问题也影响了台湾地区的内需和经济增长。据经建会统计，银行紧缩消费金融影响到200亿元新台币的民间消费，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率下降0.15个百分点。

监管介入，协商债务解困

至此，卡债危机从消费金融扩张到金融、经济、社会各领域各层面。台湾地区监管部门这才亡羊补牢。

根据2005年4月“金管会”发布的《处理卡债问题报告》，“金管会”为解决卡债问题，提出一系列措施：(1)成立债务协商机制平台，要求银行业者主动联络债务人进行协商，且协商期间停止催收;(2)调整原本的“三五八”政策，银行双卡逾放比一旦超过2.5%，旋即勒令其停发新卡;(3)规定双卡定型化契约中应揭露利率资讯，且双卡利率以单利计息(原本大多为复利计息);(4)规定银行双卡及信用贷款最高额度为借款人月收入的22倍;(5)提高信用卡最低应缴金额至10%;(6)实施差别利率;(7)禁止银行委外催收及不当催收行为;(8)成立“阳光资产管理公司”，银行可将中低收入户的双卡债权投资入股，进行处理;(9)委托劳委会协同社福单位，主动联络失业的债务人并提供工作机会;(10)推广金融知识教育;(12)规范广告行销。

“关键的措施之一是政府推出了由法律规定的自愿性债务重组，只要客户有还款意愿和能力，就可以和银行协商，用很长的年期来分期偿还本金，利息和费用则减免，香港也有此制度，值得借鉴。” 上述银行信用卡部门从业人员称。

债务协商机制是“金管会”协调“银行局”整合各银行所建立的债务协商平台。为使债务人能顺利完成协商并尽快清偿债务，协商机制制定了一致性还款条件：

(1)债务人截至2005年12月15日，缴款延迟超过30天者，依“无担保债务总额占月收入倍数”划分成三大级别，“小于17倍”者依据专案协商，“17倍至25倍间”分60期还款，年利率3.88%，违约金为0，“大于25倍”分80期还款，年利率0，违约金为0;

(2)债务人截至2005年12月15日止，缴款未延迟或延迟未达30天但无充分还款能力者，且无担保债务总额占月收入比超过25倍者，依12期、24期、36期、60期和80期不同期数给予不同利率，期数越长利率越高，最低为12期3.88%，最高为80期12.88%。

不过，这一协商机制在当时并非无人诟病。“那个时候金管会可谓两面不讨好，金管会一来想要避免道德风险，不希望破坏欠债还钱的社会价值观，二来又想将损失与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但结果是卡奴骂、银行怨，”老王回忆称，当时社会舆论认为，协商机制会让卡奴继续观望。

好在最终，截至该机制2006年12底结束时，成功协商222000多件案子，金额合计3200亿元新台币。

此外，为促使发卡机构落实对不同信用条件的客户给予不同利率，让利率确实反映风险，金管会制定了“金融机构办理信用卡及现金卡业务订定差别利率应注意事项”，要求各发卡机构自2006年4月1日起建立信用评分制度，对所属持卡人采取差别利率。发卡机构对持卡人的信用评分制度至少应涵盖持卡人的卡片缴款纪录、卡片使用情形及持卡人于联合征信中心的债信记录、负债情形及其他金融机构往来资料。

除了“金管会”的系列措施，台湾还加快修订了“破产法”。2007年7月11日，台湾地区“司法院”公告《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草案)》，2008年4月11日实施。

参照破产法上的和解及破产双重程序，草案设计了债务清理的双轨制方案，即重建型之更生及清算型之清算程序，前者旨在促使债务人自力更生，在债务人之财产状况透明化的前提下，减轻其债务负担，使债务人尽其能力清偿债务后免责而获重生之机会;清算程序则为鼓励债务人努力重生，迅速处理分配应属清算财团的财产给债权人，并于法院裁定终止或终结清算程序后，给与债务人免责及复权。不过，为防止债务人滥用债务清理程序脱逃债务，诱发道德危机，草案对债务清算申请人规定了较为严苛的行为限制。

台湾“行政院”还专门成立“关怀卡债族扶助工作小组”，协助家庭困难的卡债债务人获得救济，避免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与金融风暴。具体包括三项紧急措施：发放儿童紧急生活扶助金，每月6000元新台币，为期半年，最长可延长到一年;扩大补助民间团体介入照顾;增加地方社会人士服务。

经由上述“组合拳”，席卷台湾地区的卡债危机，终于慢慢平息。

尾声：风暴之后，余波荡漾

然而，病去如抽丝，由于过去“卡奴”长期以卡养卡，而新措施规定举债倍数不得超过借款人月收入的22倍，“卡奴”较以前更难筹得资金还债，双卡逾放问题依旧存在，现金卡逾放问题相对信用卡更为严重。同时双卡坏账侵蚀银行获利的情况在此后多年仍持续恶化。

社会层面上，卡债危机留给社会的震荡也非一朝一夕能够化解。一些卡债家庭长大的儿童不得不面对残缺的家庭、讨债公司的侵扰、冰冷的社会等。

“卡债，一直到现在，都是谈话性节目的热门讨论题材。” 老王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