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产沦为新穷人，偷走美国梦的正是巨富阶层

两年前特朗普宣布参选美国总统时，很少人看好这位夸夸其谈、举止出格、毫无执政经验的亿万富翁。我们现在都知道了答案：他赢了。尽管他的胜出至今充满争议，但假如认为他仅仅是靠充满煽动性、攻击性的争议言论达成了这一点，那就太小看他了。他那句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AmericaGreatAgain）确实击中了很多人的心，他以一种更贴近草根社会的直觉，意识到了这是美国人身上广泛存在的一个痛点。不妨这么说吧：如果是希拉里上台，恐怕也会有这样一场贸易冲突，但两人的做法，可能会很不同。

如果去费城、底特律这些老工业城市看看，那真的令人唏嘘。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破败，满街都是要饭的，普通人的收入陷于停滞——如今一个典型的美国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年收入，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只比1980年时高大约1000美元。这些是无论什么观点立场的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因而近些年来有许多人都在探究：“美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曾两度荣获普利策奖的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Smith）在80岁之际写出了《谁偷走了美国梦》，从书名就可看到他的结论：以往那个仅靠个人奋斗就能得到更好生活的美国梦，对许多人来说已经变得遥不可及。

《谁偷走了美国梦：从中产到新穷人》

[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著

新星出版社·雅众文化2018年7月版

是什么造成了这一点？各方的说法不一。在右翼看来，这是贸易全球化、移民和大政府惹的祸，一如《觉醒：新民族主义简介》（Awake：AnIntroductionToNewNationalism）一书所指出的，这种反建制、反贸易全球化、反移民的心态在美国民众中广泛存在，这也是最坚决支持特朗普的民意基础；相反，左翼则归罪于1971年开始的“老板们的反叛”：一些右派的商业领袖逐步扭转战后的方向，推行过度的自由市场，其结果是巨量的财富流向社会金字塔的顶端，而中产阶层不但收入长期停滞，甚至逐渐沦为“新穷人”，因为他们的工作机会都逐渐因为成本考虑而流失到了海外。《谁偷走了美国梦》所持有的正是后一种观点。

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共同的大前提。尽管最近的调查表明，特朗普在共和党民众中的支持率高达88%，而在民主党群体中仅有不到10%的支持率，然而他们其实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如何扭转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和社会裂缝。

特朗普作为共和党的亿万富豪，开出的药方是减税，理由是这样才能鼓励企业家多投资、创造就业机会；然而，在像赫德里克·史密斯这样的民主党支持者看来，这一番“塞壬之歌”早已不再能打动穷人，因为过去40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富人们在获得减税之后并不会通过“涓滴效应”带动社会整体富裕，相反，他们在全世界外包工作机会、追逐利润的最大化。两者的公约数在于：他们都相信要让流失的工作岗位回流到国内，为此就要提倡购买美国货，甚至不惜四处点火发动贸易战。

这是因为，“让美国再次伟大”这句话本身就意味着“回到过去的好时光”——那是1970年代之前美国制造业仍然繁荣的时代，也是美国中产阶级得以充分就业的基础。美国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反对贸易全球化，说到底原因就在这里：他们看到的不是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好处，而是“原本属于自己”的工作机会通过外包、代工等方式流失到了海外，因为那些地方的工人成本低得多，资本只服从资本的规律。这确实让美国的跨国企业赚取了更为丰厚的利润，但问题在于，企业并不会将自己在海外攫取的利润与其国内的雇员分享，反倒常常拨出一大部分作为对商业领袖的犒赏。在此，答案是很明确的：偷走美国梦的正是这些巨富阶层，是他们为了实现自身利润的最大化，无情地抛弃了国内的中产阶级群体。

这也是全书中最精彩的一部分，赫德里克·史密斯以其长年做调查新闻的老到笔触，将当下美国社会裂缝的症结追溯到半个世纪之前的那场文化内战——正如《六十年代与现代美国的终结》一书所言，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深刻地改变了美国，以至于此前与此后的美国几乎在各方面都截然不同了。虽然女性、黑人等边缘群体在当时争取到了应有的权利，但捍卫传统保守价值和既得利益的群体随即开始做出反应，带动美国向右转。没错，工人们获得了更有保障的权益，那工商界老板们就开始将工作机会迁往西南部的“阳光地带”——不是因为那里更暖和，而是因为那里没有东北部那样成熟、有组织的工会力量。与此同时，他们将制造业机会外包给海外那些所需报酬更低的工人，并推动国会在1978年通过新的破产法，这使得企业管理层在公司破产期间仍能牢固控制公司，但却能一举废除原本长期有效的许诺最低工资、健康保障和终身养老金的工会合约。换言之，这些社会金字塔顶端的精英们甩掉了包袱，扔下了雇员让他们自谋生路，而去那些他们更不受约束的地方大赚其钱。

这成了一个时代分水岭：1970年代之后，整个国家分裂成了两个美国，“公司CEO们和金融界精英们扶摇直上，而普通美国人则困于停滞不前”。

以前，美国之所以是一个机会之国，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的财富相对更平均地分配，而这有赖于几点：立法保障、机会开放带来的社会流动、工商界精英的自我道德约束以及工会力量的制约。但在近几十年，这些都失效了：企业家们组织起来推动对自己更有利的立法，社会阶层逐渐固化，精英们不再觉得自己有道德责任去照管工人，而是将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的目标。不仅如此，随着美国日益“去工业化”，它逐渐从一个工业帝国转变成了一个消费社会，沃尔玛取代通用汽车，成为最大的雇主。而在这些服务业中，工人们分散在一家家店面里，流动性也大，彼此之间更难形成有组织的力量去和资方谈判有利的劳动条件。1993~1997年间担任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的罗伯特·赖克（RobertReick）2007年写了本书，将这种顶层精英不受约束地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形态称为“超级资本主义”，认为它已“蔓延到政治领域，吞没了民主”。

如果说这样的“诊断”大抵正中症结，那么赫德里克·史密斯对于“如何找回美国梦”所开出的药方却很令人遗憾。试图通过制造贸易摩擦的方式让制造业机会回流美国，这就算能稍稍见效，却根本无济于事——这么说是因为，早在30年前，美国就曾通过敲打日本和西德的方式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当时日德在货币升值、面临巨大政治压力的情况下，扩大对美国高端制造业的投资，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这才缓和了双方矛盾。然而很显然的一点是：这根本未能逆转1970年代以来美国的大趋势。归罪于全球化贸易、外来移民和外国工人“抢走了”自己的机会，这大概就跟当年英国工业革命时卢德派砸机器一样无济于事。

现代经济极为复杂，早已不是简单的零和博弈。由于因果链条极长，很多事情往往会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美国家电企业惠而浦，去年还强烈要求政府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以对抗海外竞争者，可是今年贸易冲突真的开始后，该公司第二季度却巨亏6亿多美元，股价暴跌14.5%，是1987年以来最糟的，它将之归咎于钢铝关税使得原材料成本暴增、销量大减。要让“美国再次伟大”或“找回美国梦”，都是试图重现1970年代之前的辉煌，但现实的问题是：时代早就变了，就算能有少数制造业机会回流，但谁都不可能让美国重回到过去。原因之一是，战后二十多年里美国的经济繁荣，原本就是特殊的历史条件造成的，那时由于欧洲、东亚尚未恢复元气，美国企业本来也没有多少真正的国际竞争对手。过去的好日子是有过的，但它们永远地过去了。

当然，指责他人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暂时避开痛苦的结构性改革，而且人民也需要一个简单明了的说法来告诉他们该归罪于谁。一如《鲁莽濒危》一书中所言：“美国人已经意识到自己被抢劫了。他们只是不清楚抢劫他们的是谁。”但问题其实是很清楚的：美国梦的破灭、贫富分化的加剧和社会阶层的固化，都是美国自身的结构性问题，没有哪个外部的替罪羊能帮得了他们。如果按照欧洲的政治传统，那应当由国家出面推动建立更有保障的福利体系，然而奥巴马政府八年在这方面的举步维艰，已经表明在美国这么做有多难，而美国普罗大众也无法自我组织起来发出集体的声音。这也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现象：有时问题本身不难看清，但最终在政治上选择哪条道路，却是这个社会长久以来的政治文化所决定的。这不是对错或好坏的问题，而是身在其中的人自己也无法看清的结构——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那就是这个群体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