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亚湾见证中国核电40年：从门外汉到自主技术输出国

从40年前的门外汉，到如今的技术装备输出国，中国的核电发展历程，是改革开放40年来又一个历史见证。

1978年的12月4日，在中法两国政府签订关于发展经济关系和合作的长期协定前，邓小平会见了法国外贸部部长一行，并在回答法国记者的问题时表示，中国已经决定向法国购买两台核电机组。这是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首次提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资金，开启中国核电“高起点高起步”的重要举措。

这两台核电机组最后成为了广东深圳大亚湾核电站的种子。“深圳要办好两件事，一是建设核电站，二是办好深圳大学。”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到1994年，邓小平先后11次就筹建大亚湾核电站问题听取汇报、作出批示。

40年来，中国核电产业以大亚湾这个国内首个大型商业核电站做“高起点”起步，走出了一条“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自主发展之路，通过打造三代技术华龙一号，实现了核电走向世界。

“这是了不起的事情”

在上世纪70年代，由于世界核电技术进步迅速，核电的安全性、经济性已经得到能源电力界和公众的认同，加上当时世界石油危机的刺激，很快掀起了一阵全球性的核电发展高潮。核电站单机容量从中小型发展到100万~130万千瓦大型机组，并趋于完善、定型、成熟阶段，特别是在法国、德国（西德）引进美国西屋公司压水堆技术之后，核电迅速发展的成就，对中国关心核电事业的各界以极大鼓舞。

1978年四五月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常务副省长的王全国随谷牧副总理出访西欧。在法国，代表团见到了核电这种新能源。多年后提及那次出访，王全国仍用“大开眼界、很受刺激”来形容那种心理震撼。

出于对核电的热爱，王全国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站”“不干省委书记搞核电”。1984年年底，彼时65岁的他从湖北省委常务书记的岗位上调任到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

通过这次访欧，王全国萌生了“在广东建设核电站”的想法，以此解决广东缺电问题。当时，改革大潮其实已经在广东涌动。广东省经济当时在全国仅居中下游水平，却因能源资金贫乏、电力过度紧张，工厂经常一周开四停三。长期负责主管工业和经济的王全国面对这一状况，几乎束手无策。

关于广东到底需不需发展核电，国家层面经过了反复论证后，1978年年底，邓小平终于作出了从法国引进核电的上述决定。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当时，摆在面前的是：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有设备、没有人才、没有经验的难题。其中，资金是最大的拦路虎。这两台机组的建设，初步估算需要近40亿美元，而1978、1979年间，国家外汇储备还不到40亿美元。

正在广东省为筹建核电站愁眉不展时，1979年5月，美国国际核能公司总经理林杰克造访广州时带来一个石破天惊的方案——在广东省建设核电站，把部分电量卖给香港，以取得的外汇偿还建设核电站所欠外债。

林杰克的方案，让王全国大喜过望，脑海中迅即闪过“不谋而合”四个字。对于深圳特区建设，邓小平给的指示是：“杀出一条血路来”，而“借贷建设、售电还钱、合资经营”正是在当时国家财政困难形势下，一条解决核电站起步建设资金和外汇问题的“出路”。这让广东省看到了率先建设核电站的希望。

从1979年开始，粤港双方以“合资经营”为基础，开始共同推进大亚湾核电站的工作。在当时许多人还在为“姓资姓社”争论不休时，大亚湾核电站大胆引入港资建设，备受关注。与此同时，大亚湾采用的“借贷建设、售电还钱、合资经营”模式，打破了此前中国重大项目均由国家投资的模式，在重大项目投资领域开辟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经费来源是借贷，这在国际上是普遍的，但是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当时国家层面觉得风险太大，40个亿的美元还不了怎么办？”曾任大亚湾核电站厂长的濮继龙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说，“但是最后邓小平做了决定。”

在国家层面经过几年反反复复讨论后，1984年，大亚湾核电站正开展前期工作，现场一片开山填海的繁忙景象。是年1月，邓小平视察深圳期间亲自作出指示：“深圳要办好两件事，一是建设核电站，二是办好深圳大学。深圳核电站的同志要加倍努力，把工作做好！”

1985年1月18日，广东核电站合营合同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次日，邓小平亲自接见了参加签字仪式的香港中华电力董事局主席嘉道理勋爵。

会谈中，邓小平说：“大亚湾核电站是中外合资的最大一个项目，这是了不起的事情。这个项目的意义，不仅是最大的合作项目，而且对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以及增加香港人的信心起到重要作用。这个项目协议的签订，不但在七年建设过程中，而且在1997年以后还会产生影响，把大陆和香港的经济联系得更紧密了。别人怕冒风险，而你不怕，你带了头。”

邓小平与嘉道理约定，“再过7年，你93岁，我87岁，开一个庆祝会，用这个合作项目作为我们对外开放的典范。”这就是后来被人们广泛传颂的“世纪之约”。

当日，新华社为此播发了新闻通稿：邓小平指出，广东同香港合营的广东核电站“对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增加香港人的信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邓小平强调说，“我国的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的政策，是一项长期持久的政策。有人说中国的开放政策会导致资本主义。如果真的导致了资本主义，那么，我们的这个政策就失败了。我们的回答是，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会有一部分资本主义的东西进入。但是，社会主义的力量更大，而且会取得更大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比重将始终占优势。”

1985年2月，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举行了开业典礼，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最大的合资企业、最大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由此诞生。

这个当时国内最大的合资项目的落成，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创举。

“建核电站不能改变”

然而，正当大亚湾核电站的筹建工作顺利推进时，1986年4月26日凌晨，苏联发生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由此滋生的“恐核”情绪也波及到距大亚湾50公里外的香港。“大亚湾核电站将使香港成为一座死城”等停建、缓建声浪迭起，由民间团体组成的“争取停建大亚湾核电厂联席会议”发表了据称有102万人签名的公开信《要求停建大亚湾核电厂》。

“那时候的情况非常紧张。”香港中华电力核电高级总监邓志祥在香港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回忆，“很多人走上了街头。”甚至有人认为，“中国连一个厕所都管理不好，这么大的核电站能管理好吗？”

“反核”风波声势浩大，刚刚起步的大亚湾核电站面临夭折的危机。关键时刻，作为广东核电合营公司董事长的王全国于当年7月6日致电国务院领导，力陈“建设大亚湾核电站的坚定态度”。电报发出后，他夜不能眠，再拟电稿并于次日一早又向中央发了第二封电报。

事态紧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邓小平。7月10日，邓小平秘书王瑞林向李鹏传达指示：“王全国同志和港澳工委给中央的电报已送小平同志看过了，小平同志说，中央领导对建大亚湾核电站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中央充分注意核电站的安全问题。”7月11日，邓小平再次指示：“建核电站不能改变。”

随后，李鹏召集核工业部、外交部、港澳办等有关部门按照邓小平的指示部署应对工作。当时，水电部副部长彭士禄在香港被大批记者包围提问。问及核电站会不会爆炸时，彭士禄回答：“原子弹像白酒，点着会燃；核电站像啤酒，怎么都点不着”。这个有趣的比喻，直到今天还常常被核电科普工作引用。

在中央及国务院的正确决策和合营双方共同努力下，到9月下旬，这场风波才得以逐渐得到化解。

中国核电年发电量情况

1994年2月，历经七年建设，大亚湾核电站1号机组正式投入商运，中国商业核电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一年除夕，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人民发布了一条消息：“邓小平同志得知大亚湾核电站1号机组顺利投产的消息后，很高兴。今天上午，他请李鹏同志转达他的祝贺，并对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者们、科学技术人员表示感谢。”

王全国听到这一消息，感慨万千地说：“小平同志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企业的祝贺，在我的政治生涯中还是第一次。”

建成后的大亚湾核电站，75%的电力供应香港，25%供应内地，电力销售收入主要是外汇，且电价不错，对偿还外债非常有利。此外，核电站还建有配套的广州从化抽蓄电站，大幅度增加了高峰电出力，同时一直安全高效运行，保证了企业良好的经济效益。

第一财经记者从中国广核集团获悉，大亚湾核电站此后运行的15年来，每年实现利润50亿元人民币，按照出口信贷合同履约安排，按时还清全部外债本金和利息共计53亿美元，双方股东也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回报。

大亚湾核电基地目前拥有大亚湾核电站、岭澳核电站（一期、二期）共6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是全球最大的轻水压水堆核电基地。自1994年首台机组投入商业运行以来，一直保持安全稳定运行，安全运营业绩优于国际先进水平，近年来稳步保持在国际第一方阵。

世界核营运者协会的WANO指标是国际上衡量核电安全水平的重要指标。2017年大亚湾核电基地六台机组72项WANO指标中，有61项达到世界前四分之一的先进水平，先进率达84.7%，其中53项达到世界前十分之一的卓越水平，卓越率达73.6%，创六台机组投产以来的“历史最佳”。

走向世界

由于当时中国在核电站建设的管理方面没有经验和人才，因此，在引进法国核电机组的同时，也引进了法国核电专家。王全国认为，请外方人员的目的，是带好、教好中方员工，使中国人员尽快掌握核电站的运行管理。

大亚湾核电站曾是深圳外国人最密集的地方，最多时超过2000人，大部分工程技术岗位都有外国专家担任，为了使国外专家能安心工作，大亚湾建起了专家村。第一财经记者看到，这里环境优美、条件舒适、功能齐全，不仅有超市、西餐厅、运动场、活动室，还专门设立了国际幼儿园。

法国人的管理方式让濮继龙非常震惊。“当时有很多人来到大亚湾之前，坐在火车上就想象，现场一定是锣鼓喧天、彩旗飘飘。”他向第一财经记者回忆，“但到了现场之后，完全不是这样的，相反，那些外国专家走起路来不忙不乱、优哉游哉的。”

让濮继龙印象深刻的是，当时为了赶工，中方员工“吃饭在现场，整天在那儿干”，“后来法国人一看生气，通通给我撤走。因为你在现场吃饭，这会招老鼠，一旦钻到管子里面把管子堵住，这叫‘不明异物’。”

“在与法国人的合作中，中方员工学会了系统化思考和系统化管理的方法。过去中国人想问题就是脑子快，正因为这样，往往投机取巧。中国人很快能够捉到事情的根本，效率是非常高的，但是万一你抓错了呢？”濮继龙说，“系统化的方法则需要全面的分析和思考，它可能会慢一点，但是绝对不会抓错重点，绝对不会走错方向。”

为了在核电技术人才方面迎头赶上，从1989年开始，按照与法国电力公司签订的培训合同，中方分三批派出了115人到法国、英国培训。培训期平均约为一年，平均每人培训费约130万法郎，按当时的汇率计算，约合26万美元，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体重的黄金，后来这些人被称为“黄金人”。

如今，当年的“黄金人”大都已经成为中国核电事业的中流砥柱，包括中国广核集团董事长贺禹、总经理张善明，负责英国核电项目的中广核英国公司总经理郑东山等。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支高水平的人才队伍，中广核的核电站才能遍地开花，中国核电才能完成从进口到出口的转变。

2016年9月，中英法三方在伦敦签署了英国新建核电项目一揽子合作协议，确定中国广核集团参股投资英国欣克利角C和塞兹维尔C、控股投资布拉德韦尔B项目。其中，欣克利角C将采用EPR技术，布拉德韦尔B项目将采用华龙一号技术方案，这是中国自主核电技术首次进入发达国家市场。

贺禹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说，这是“我国核电走出去的历史性突破”。他说：“当年，建设大亚湾核电站期间，是法国人和英国人联手教我们。连地板砖、水泥和电话线都要进口，国产化率仅为1%。如今，我们已经从核电的门外汉，变成了核电技术、装备的输出国。”

贺禹介绍，出口一座华龙一号核电站相当于出口200架中型商业客机，这会带动中国装备制造业5400多家企业走出去。

他同时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中广核将按照“一带一路”倡议继续推动核电走出去。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预测，2025年前全球除中国外还会有50多台新建核电机组的市场空间，这为中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提供了很好的机遇。中广核将紧抓国际能源市场复苏的战略机遇，借“一带一路”东风，积极布局中东欧、东南亚、西亚、非洲等目标市场，大力推动中国核电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