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家出品方联手，他记录父母的《四个春天》能成爆款？

一台尼康相机，一位拍摄经验为零的北漂青年，将镜头对准自己生活在故乡的父母，每年春节返乡，拍下他们诗意又日常的生活。如此一部简单纯粹的纪录片《四个春天》，还未公映时就成为很多人期待的年度之选，像是一个奇迹。

作家和菜头看过该片之后，迅速将其列为2018年度纪录片最佳，“我们很少在大银幕上看到这样的生活；我们很少看到用这种视角观察的生活。”

来自影展的肯定，令人们关注《四个春天》的目光变得更加热切。该片先是荣获FIRST青年影展最佳纪录长片，随后又提名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评审白睿文感叹，这是本届金马影展上34部电影中最感动他的一部：“《四个春天》的老夫妇过着一种充满了笑声和音乐、对大自然的爱、对家人的关怀的温馨生活……那种人生哲学是我想学习的。”

去年此时，赵珣第一次看到《四个春天》粗剪版本后，决定协助导演陆庆屹完善后期并推向市场。这位纪录电影研究者和创作者几乎在影片开头的几分钟就被一击即中，她看到导演的母亲在厨房里自在起舞，眼睛就湿了：“我很少看到中国的父母能够在生活中像她那样舞蹈。”

推进放映的节奏比想象中顺利，17家出品方陆续支援，《四个春天》于1月4日如期公映。然而首映排片量并不理想，上映第二天和第三天，排片几近腰斩。另一方面，各网站口碑仍然保持着9分左右的超高分，上座率表现不错，他们正为《四个春天》争取更多排片，使它能够在院线里活得更久一些。

目前，排片量正以0.1%的增速回温，从1.1%上升至1.7%。

“我爸”和“我妈”

影院经理的迟疑不难理解，当他们面对一位新导演的处女作，而且主要角色是两位普通老人的纪录片，内心多少会犹豫。

对于贵州人陆庆屹来说，在导演身份之前，是豆瓣红人“起床，吃饭”。他拥有七万多粉丝，被豆友亲切称为“饭叔”。《四个春天》之前，他是一位北漂的自由摄影师，平日爱写几笔日常生活和故乡往事，因为文字真挚生动常得到网友点赞，其中评论转发数最多的两篇日记是《我爸》和《我妈》。

“我妈天生暴脾气，见不得不平事，眼睛一瞪，路灯都要黯淡几分！争强好胜，不服输，在她眉头下就没有写过困难二字。”“我爸做什么事都悄无声息的。比如他在睡觉前，会不声不响到每个人的房间打开电热毯预热，然后下楼和我们坐一会，所以家里人每天钻被子的时候都是暖烘烘的。”在日记里，陆庆屹曾这样写道。

两位老人的可爱脾性跃然纸上，收获了不少人的羡慕。从那时起，陆庆屹开始无意识地用影像记录他们的生活，他没接受过专业电影训练，自学捣鼓一台尼康相机，收藏一家人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最后从海量素材中凝练出一部《四个春天》。它看上去粗粝、生涩，又因创作者的初心真挚和艺术天分，气韵流动，凝成一种贴地的诗意。

父亲陆运坤会玩小提琴、二胡、锯琴等十多件乐器，像少年一般，对新鲜事物保有好奇心，常挂在嘴边的词是“好玩”。父亲的人生理想是“每天至少为家里多做一件事”，他拿废弃的腰鼓制成大胡，用DV记录下家庭成员的旅行，自学电脑软件剪辑视频，照着网上说明书搭建蜂箱，夜晚套上塑料袋打着电筒观察蜜蜂们的动静，而母亲在一旁打趣：“这些蜜蜂就像你的情人似的。”

母亲李桂贤是当地远近闻名的歌手，她声音洪亮，高兴起来哼上两嗓前苏联歌曲《青春友谊圆舞曲》。她爱跳舞，略微发福的身体依然灵活自如，厨房、田埂、乡间小路都是她的舞台，她爱唱着山歌踏青打野菜，笑声极富感染力，像海浪一般，把欢乐拍到每个人心坎里去。

两个老人就好像桃花源里走来的隐士，仿佛命运眷顾不忍摧残他们的肉体和灵魂，他们的日子总是生机勃勃。他们不紧不慢，静待时序变迁，用双手在生活罅隙中凿出一点美，四处飞散的蒲公英种子、在自家房檐下筑巢的小燕子都能让他们欢欣好一会儿。人们自然迅速爱上田园牧歌和神仙眷侣的传说，渴望拥有他们身上乐天豁达的生活状态。

但陆庆屹告诉第一财经，实际上，父母早年的窘迫程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1963年，他们结婚那年，父亲连一双鞋都没有，母亲三天紧赶慢赶，给他做了一双千层底，一般千层底需要半个月才能缝制完成，她只用了三天。结婚的时候，家里连一口锅都没有，修修补补还要向邻居借锤子，他们一无所有，还喜欢帮别人。”

把生活的苦酿成蜜

在恬淡之外，《四个春天》里的细节泄露出他们曾经的艰难，以及很难称得上优渥的生活。两位老人互相帮对方理发，告诫子女“不要失去生活的能力”。父亲上山砍柴把鞋底走掉了，徒手拔两棵苇草结实绑上，又接着赶路。他们并非没有遭遇过困顿与不幸，只是吞咽下了生活的苦，酿成了蜜。

陆庆屹清楚记得童年的艰苦。1978年，哥哥陆庆松考上大学离开故乡，姐姐陆庆伟到县城读书：“那时候爸妈工资加起来九十几块钱，我哥用三十，姐姐四十，剩下我们三人二十几块钱过日子。有次我妈出差了，我和我爸一个月就花了三块五。”

更多的隐情在日记《父母的负债》中道来，他曾深深疑问，为什么一家人勤勤恳恳，起早贪黑，还过得比其他人家过得窘迫，这样的努力是否徒劳？多年以后，母亲闲话家常时，偶然提到家中的负债，这个14岁就承担起一家老小生计的女儿，为帮衬兄弟姊妹欠下了一屁股债，生活的担子更重了。他们夜以继日地劳作，直到1995年才还清所有债务。父亲感叹20年来一家人难得团圆，陆庆屹说，那时他们聚少离多，是因为连买一张火车票的钱都没有。

他只能用天性去解释父母多年来保持的乐观和旺盛的生命力：“母亲很善良，从没有觉得烦累，她是享受这些的。面对困难，就去解决，她也从没有抱怨过什么，我从来没有听他们抱怨。他们觉得人活着就是解决问题的，我也这么认为。”

陆庆屹永远记得读初二那年，他和同伴在街上闲逛，偶然看上了一件绿色外套，很喜欢，但知道不可能拥有。晚上回家，母亲拿出一件一模一样的送给了他，“当时我觉得心都融化了。”

2013年，母亲偶然感叹现在的生活比过去宽裕许多，更欣慰的是儿女从来不虚荣、不计较：“我尽量不让你们羡慕别人，再困难也好，一定要尽我所能让你们得到满足。”那一刻，陆庆屹真正体会到母亲的伟大。

直面生死

生活并不总是升腾着欢愉，哀愁和孤独总是如影随形。逢年过节，老人盼望远行的游子归来，步伐变得急促和轻快，春天之外的三季，他们在燕子和蜜蜂那里寄托自己的思念，打理花草熬过孤独的时光，他们一次次目送儿女离开，又回到空荡荡的院子里。

2014年，也就是“第二个春天”时，悲剧毫无征兆突然降临。对陆庆屹来说，如果说《四个春天》有什么拍摄困难，就是姐姐陆庆伟的离开。

姐姐离世后的四年里，这个45岁的中年男人只要聊起她，总是抑制不住地哭泣。他在豆瓣的自留地“废园”里写下很多关于姐姐的思念，2014年10 月，姐姐病重昏迷的夜晚，他醒来想起海子的诗：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他突然理解了这句诗歌为何能诞生。

“我和我姐是极亲密的，姐姐对我的呵护无微不至，我真的和她太好了。离家之后，哥哥的角色有点像父亲，姐姐像母亲，我非常难过，但还是想留下一些印记。”陆庆屹说。

姐姐和母亲一样豁达乐观，一张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的脸，让人误以为她只有三十多岁。她在病重时仍为家人考虑，短暂清醒时，也要竭力挤出笑容。

面对姐姐重病，陆庆屹一度拍拍停停，很多时间难以面对：“妈妈说，你最好拍一点，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太少。那时我们都不知道姐姐得了什么病，她有挺好的时候，说说笑笑，我们都还怀着那种希望。”当姐姐真正离开，棺材抬起的时候，他意识到了生离死别，昏了过去。

2014年初春，一家人探望二伯的时候，姐姐已经得知自己患上重病：“她走了以后，把日记放在我的抽屉里，原来她早就知道了，但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来。我觉得人有时候活在奉献感里，这种奉献感会让自己很骄傲。”

两位老人因为痛失爱女，迅速衰老，但他们并未被命运击垮，艺术和劳作填满哀思萦绕的生活，日子一点点有了复苏的迹象。燕子在第三个春天飞了回来，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怀念女儿，如同她还在人世，吃饭的时候多放一双碗筷，定期上山根除坟前杂草，怕它们挡住女儿望向远山的视线。

陆庆屹现在有时会想到生死离别，他知道总有一天要面对父母的离去：“1991年的某个夏天夜晚，我从梦中醒来，想到父母有一天可能会老去，我想象他们老的样子，当时就大哭一场，一直哭到天亮。我觉得他们太好了，想到这么好的人以后就要不在了，我就特别难过。”

记录的价值

这个普通的中国家庭，蕴藏了互相扶持、相濡以沫的传统，又像是高于日常的理想主义存在，它和千千万万的中国家庭有着相似的结构，又有独特鲜活的韵律。

很多人看《四个春天》之后，长时间都无法抽离，它的余味不仅仅是感动。它是幽默的，那种幽默蕴藏着生动活泼的民间智慧。它也是残酷的，迫使人们直面至亲的生死离别。它和幸福有关，但这种幸福是一寸寸光阴累积，是父辈用劳作抵御苦难而最终收获的果实。

陆庆屹带着《四个春天》走过了大大小小的城市，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在郑州的放映过后，几个老人走上前，特别激动地握紧他的手，感谢他记录了这一代人。

他用影像记录生活的习惯，是从父亲那里延续下来的。即使在最贫穷的日子里，父亲也会攒几块钱，到县城里请照相馆的师傅给一家人拍照：“从1963年到现在，我们家每年都会有照片留下来。我爸现在身体不太好了，他觉得太可惜，还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没有尝试过。他对人世间是很留恋的，所以愿意去记录。”

陆庆屹觉得，人是活在记忆里的动物，人对未来的憧憬建立在记忆之上：“一个人在世界上遇到了什么都会留下印记。有无数的可能让我们的生命夭折，有无数条道路通往另外一个方向，你何以成为现在的你，是过去一点点勾勒出来的，如果把这些印记留存下来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它也许很奇妙，也可能惊心动魄。”

他反复地看《四个春天》长达200多个小时的素材，在留存下的时光里观察父母内心世界的细微波澜。过去他很少留意这些细节，因为拍摄的缘故，他觉得自己对父母的认识更多，也更崇敬：“我越来越往他们的方向靠拢，越来越像他们，我觉得这是对的，也是《四个春天》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意义。”

赵珣告诉记者，《四个春天》也改善了她和父亲的关系：“我父亲以前从来不夸我，从来不在任何公共场合讲跟我有关的事情，但是去年，他在看了《四个春天》之后，第一次在朋友圈发布和我有关的文字，第一次觉得对子女的感情是可以大声说出来的。”

赵珣认为，放在中国纪录片史上考量，《四个春天》并没有那么特殊，它也并非“前无古人”首创。从电视系列片到电影，许多拍摄朋友、家人的第一人称纪录片共同构成了反映社会变迁的重要文献，如今人们正动用便捷工具留下越来越多的家庭影集，《四个春天》和在抖音、快手上拍摄家人的创作一样，都是对这个时代的反映和折射。

人的悲欢并非不相通，那些被《四个春天》感染的人走到了一起，他们相信《四个春天》就像当时感动自己一样，能够唤起一部分观众的共鸣。

东申影业提供第一笔资助帮助影片完善后期，FIRST影展获奖之后陆续有公司与陆庆屹、赵珣接洽，《四个春天》最后的出品方多达17家，在纪录片领域已是难得庞大的体量。赵珣告诉第一财经：“坦率地说，它能不能赚钱我们都不知道，但大家都愿意投一些钱进来，无一例外都是看过电影之后非常喜欢，通过种种途径找到了我。”

“我们当然希望能出圈。”她说，“想做爆款的心一定都有，但想从爆款里赚钱的心却未必，大家很平静，没有投入了就一定要回本的诉求，我觉得所有人的目的都非常纯粹，就是喜欢，并且希望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