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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品改革的破局之路:3年干了30多年的事

2019-04-30 09:38:36    第一财经  参与评论()人

“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这是2013年发布的全面深化改革决定中的要求。

经过40年增长,中国经济已有巨大存量,通过存量变革释放活力,这是充满想象力的新空间。但如果不改,某些存量就会变成包袱,并慢慢吞噬掉新生的增量。

最近在采访一些VC、PE机构时,他们不约而同地说,2015到2018年,在中国的药品监管领域,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存量革命。具体包括:加快药品审批,加入ICH(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议)和药品研发国际规范接轨;推行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改善药品质量;开展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试点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等。

通过这场存量革命,大量“安全无效药”正陆续退出市场,不能再占用宝贵的医保资源;曾经只知营销不知研发的中国药企终于把质量放在了优先位置,传统药企也开始整合;创新药则成为值得追求的方向,大批海外科学家回到中国,和风险资本以及产业资本相结合,研发或引进世界领先的新药。

中国的情况在改变

医药领域是全球创新前沿。欧美研发一款新药平均需要10~15年,本世纪前10年开发一款新药需要花费13.95亿美元,加上资金成本要20多亿美元(Tufts Center2014年统计数据)。尽管新药上市前长期亏损,但一旦上市成功则回报惊人。1994年1月到2019年3月,纳斯达克生物技术指数成长了16倍左右,是纳斯达克指数涨幅的2倍左右。

我一直觉得,中国离医药创新很遥远。但事实上,情况已经在改变。

2018年,国内医疗健康领域融资总额达825亿元,融资事件695起,融资事件数已超过美国居全球第一。

作为中国创新经济的新标志,截至上周五,科创板已受理了93家公司的申请。医疗健康领域蔚为大观,共有20家左右。

在香港,自去年4月港交所发布新规,允许尚未盈利的生物科技企业上市后,已有7家内地生物医药企业在港上市,香港已成为全球第三大生物科技公司上市地。

这些药企很多是做原创新药的。如微芯生物致力于小分子原创新药,已上市品种西达本胺是全球首个获批适应症为外周T细胞淋巴瘤的口服制剂。康希诺研发生产的埃博拉疫苗,是全球目前仅有的两种埃博拉病毒疫苗之一。

很多药企的领军人物都是国际水平的专家。信达制药CEO俞德超是38项美国专利的发明人,是世界第一个上市的抗肿瘤病毒类药物“安柯瑞”的发明者,曾任美国Calydon生物制药公司主管新药研发的副总裁。基石药业创始人江宁军在美国拥有近30年从业经验,曾任赛诺菲全球副总裁,在赛诺菲领导了80多项亚太地区临床研究,其中30多项获得多国上市批准。

大部分创新药企都得到了VC、PE支持,且力度很大。基石药业赴港上市前,A轮融资1.5亿美元,2018年B轮融资2.62亿美元。有的刚成立的公司也能募到巨资,如腾盛博药(Brii Biosciences)2018年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一成立就完成了由ARCH Venture Partners、通和毓承、红杉、博裕、云峰基金等领投的2.6亿美元融资。腾盛博药已从Vir Biotechnology公司获得四种针对传染病的创新药在大中华区的独家权益。其CEO洪志,创业前是葛兰素史克(GSK)全球传染病新药研发高级副总裁。

从人才、资本到上市通道,中国的医药创新摆开了架势,真的起步了。创新正成为中国医药行业发展的主旋律。

而几年前,这是难以想象的事。

2015年之前的情况

2013年,《中国药品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报告》完成。时任国务院研究室综合经济司司长的范必是课题组组长。报告的主要结论是:

人民群众普遍希望用上好药、新药、放心药,但我国的药品供给总体质量不高,不能满足群众用药需求。4867家药品生产企业“多、小、散、乱”,75%的企业年销售额不足5000万元。多数企业热衷营销、公关,质量管理水平普遍较低,部分药品疗效不明,低质药品占用大量医保资源,“劣药驱逐良药”。

国外发明的新药一般要10年以上才能进入我国,我国临床使用的化学药大都是国外过了专利保护期(平均7年)的仿制药,其审批过程也很漫长。这导致国人既用不上创新的专利药,也不能及时用上质优价廉的仿制药。

市场上有大量“合格的无效药”,最多的药品品种,文号达800个以上,等于谁都可以生产,谁生产都批准。我国有药品批准文号18.7万个,其中16.8万个是2007年以前审批的,大部分是没有生产的沉睡文号。未经科学验证,安全性、有效性不明,质量可控性较差的药品在市场上流通,会给公众健康带来重大安全风险。

与原研药相比,仿制药价格低廉,但生产仿制药应该与原研药具有相同治疗作用和生物等效性。我国是全球最大仿制药市场,已批准的7000种、12.1万个化学药品中,绝大多数是仿制药。但我国药品审批仅进行“质量标准”的控制,未进行生物等效性验证。也就是说,大部分仿制药仅是化学成分相同,临床有效性是否等同不能保证。

在创新药方面,我国药物创新能力严重不足。过去15年全球上市新药540个,我国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只有5个。年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的药品,全球有100多个,我国自主研发的药物中,年销售额最高的接近2亿美元,全国百强药品生产企业的销售额和美国辉瑞一家企业相当。

造成中国药品供给约束的其他原因还有:药品分类审评制度不完善,临床急需、确有创新的药品难以得到及时评审;药品生产许可与上市许可的绑定尚未完全解除;药品监管队伍力量不足、素质不齐;监管体制与国际不接轨,等等。

……

以上情况基本来自2013年的报告,到今天肯定已有不少改变。但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的药品市场和药品监管,还存在很多不足,潜伏着很大隐患。

改革动真格了

既然大家看得到问题,为什么改不了?

一位曾在药厂工作多年的医药投资人说,有地方政府“唯GDP是从”的原因,有药厂既得利益的原因。外资药企擅长高层公关,用各种理由谋高价,维持暴利。国内企业则把相当多精力用在营销、公关、回扣上,谁也不愿意改变现实。

所以明明需要改,但谁也不愿意真改。国务院2012年就印发了《国家药品安全“十二五”规划》,提出对2007年修订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实施前批准的仿制药,分期分批与被仿制药进行质量一致性评价,到2015年之前完成对570种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临床常用化学药的一致性评价工作。但几年过去了,几乎一点雨也没下,原地不动。

所以,尽管改革是百姓所需,但只要动了谁的利益,就推不下去。

转折点发生在2015年1月底。国务院副秘书长毕井泉担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局长。

2015年4月,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副主任尹红章被调查。5月,医疗器械监管司司长童敏被调查。信号很清楚,不改革还要舒舒服服耍权力,这个时代结束了。

通过药品审评审批制度的改革,消除了药品注册申请积压,让一批新药优先获准上市,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提高药物临床研究质量,提高审评审批透明度,开展了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这一系列改革后,改变真的发生了。

道彤投资是一家专注于医疗健康投资的著名机构。其创始管理合伙人孙琦和合伙人邹国文这样向我概括药政改革的成果:

“通过改革,把不合格的企业和产品慢慢清理掉,这也为今天的‘4+7’药品带量采购提供了坚实基础,因为同质同价,一样的质量,凭什么你要卖那么高的价格?高价自然就打下来了,回扣空间也消除了,也让医保资金能够更高效地利用。虽然很多药企说‘30年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但他们内心觉得监管者终于干了一些有价值的事情。”

中国需要更多的存量革命

和印度仿制药起步初期完全不顾知识产权不同,中国这一批创新者的起点更高,在尊重知识产权的基础上,不仅可以进行高端仿制,高难度仿制(比如喷剂),还可以进行fast follow(快仿),即在国外药品上市前,公布一期、二期临床数据时就开始仿制。同时,中国真正开始了创新。

2015到2018年的药政改革,让很多创新者建立了新的信心。但改革在路上,还有很多问题待解。

比如,作为药政改革的发动者,药监局的专业性、功能性极强,它如何本着独立、专业的态度进一步推动自身改革?历史上药监机构变更频繁,每隔三五年就变,改革往往自上而下,某个领导人起着关键作用,如何能够使得改革不因人事变化而制度化、常态化地前进?

又如,在发达国家,医药和医疗器械的市场规模差不多是一比一。而中国医疗器械的市场远远落后。一方面国内起步较晚,另一方面监管也有待破局。器械审批的堰塞湖依旧存在,注册检验周期太长,临床机构积极性不足,科学审评上也有待改善。

过多的法规、指导原则、强制性标准虽然有利于“规范”审评,反过来也束缚了行业发展和改进,导致审评员不得不在科学审评和法规之间做出选择符合法规和指导原则的依据。

我国对临床试验不允许收费补偿,也严重阻碍了一些高值耗材的研发进度。以人工心脏为例,企业的生产成本就要几十万,如要做到临床统计学意义,没有一家企业能够承担起相关临床费用。得益于现在的创新医疗器械制度,人工心脏的临床例数被大幅缩小,但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制度,我国还有极大的改进空间:

如是否可以适度收取费用,补贴高值耗材的临床研究;

降低临床例数;强化科学审评,而不是盲目遵循指导原则、法规等;

鼓励通过非临床研究证明产品安全有效性,减少大面积的临床研究;

加强数据库的建设,鼓励社会“共享”数据,以大幅减少同质化的“临床研究”;

在顶层设计上,重新梳理法规,减少相互“掣肘”的文件和条例,有序引导社会资源参与医疗器械的“共建共治”;

合理平衡“安全”与“创新”,促进我国医疗器械的高速发展。

药品和医疗器械关系亿万人的命运,也是世界各国监管最严的商品,还有可能是未来中国被“卡脖子”的关键领域。中国仍然有很大差距,需要继续奋力追赶,这就要以更开放的态度听取市场的声音,而且坚持改革不动摇。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秦朔朋友圈”微信公众号,有删节,原标题:《破局:他们3年干了30多年的事》

责编:任绍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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