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艾滋病更多是国家政策，一款新药是怎样诞生的？

在为自己的新书《新药的故事》到各地做讲座时，梁贵柏遇到好几位用过默沙东公司药物的听众。其中的一位活动组织者盛赞2型糖尿病药西格列汀，说它比之前自己用的药疗效好，这让梁贵柏感到十分高兴，“作为一个制药人，药物最后能够让患者获益，并让我遇到他们，这对我的工作满意度来说是一个超重量级的事情”。

西格列汀从早期研发到推向市场的全过程，都有梁贵柏的参与，但这位低调的科学家只在书中提到了华人科学家团队对此药有贡献，只字未提自己。直到记者询问，他才说：“我直接参与了研发，做出了贡献，但不能说是我做的，任何一款药物的研发，都是成百上千人的努力。”

5年前，梁贵柏的高中同学因癌症去世。当他去医院探望时，同学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感谢你们公司的药，如果不是这个药，我可能熬不过化疗。”这是一款缓解化疗期间呕吐的药物，也是由默沙东公司出品，梁贵柏并未参与其中，所以他“觉得自己受之有愧”。但同学说这句话的情景实在令他印象太深了。

从事新药研发几十年、常年泡在实验室的梁贵柏，深感人们对医药企业太不了解。制药公司不是“活雷锋”和慈善家，但也绝非有些电影里刻画得那么冷血无情；新药的诞生，很多时候系于偶然，但只有常年在研发道路上不懈探索的人，才可能妙手偶得。他希望让民众了解研制药物的过程，《新药的故事》就是他的一次尝试。

在书里，梁贵柏讲了好几种药物诞生的故事，它们大都出自他供职的默沙东新药研究院，比如1986年对艾滋病药物的研发、伊维菌素、HPV疫苗、乙肝疫苗以及糖尿病药物西格列汀等。这是一系列单纯的科研故事，讲的是科学家们如何孜孜不倦地攻克最新疾病。偶尔，也会提到医药企业对利润的考量。比如1986年，也就是艾滋病被发现5年以后，默沙东新药研究院就专门成立了艾滋病研究室，研发抗艾新药。由于当年艾滋病常常流行于吸毒人群、同性恋者以及靠卖血为生的发展中国家弱势群体，公司的财务部和市场部预计新药很难赚钱，即便研制成功，最后也很难在专利期内收回成本。但默沙东还是决定投入巨资，研发抗艾药物。“你可以说研发成果对公司的宣传极有好处。制药公司肯定不是活雷锋，但是，从事新药研究的都是科学家，他们本身就有征服新疾病的欲望。”

艾滋病之后的蔓延速度和危害程度，是默沙东公司没有预料到的。“那些药最后都赚钱了”，梁贵柏说。在美国，相比于其他行业，药企始终处于道德的显微镜下，经常受到媒体的批评，也是总统竞选时的热门议题。造假药的行为会令公众愤慨，研发新药以后漫天要价、见死不救，同样会受到谴责。梁贵柏没有看过电影《我不是药神》，但他听几个朋友谈起电影对一位制药企业管理者的刻画。“医药公司有非常冷血自私的人，哪个行业都有，但这是个例。整个行业的发展还是相当健康的，而且对不同群体患者的考量，也会作为药物定价和捐赠的依据。”

距离上世纪80年代梁贵柏赴美留学，已经30多年过去了，但他一口上海腔一点儿都没变，说话直接又实在，那语气，不像“精英范儿”十足的科技弄潮儿，倒像是在老城区偶遇的一位上海“爷叔”。谈到制药企业所面临的道德监督时，他总会很注意把话说得朴实明白，一旦发现调门高了，就要找补回来。“不要说是造福人类，我们这些人就是想要攻克一些科学难题。”

第一财经：你对于抗艾滋病的仿制药怎么看？有报道称，目前不少HIV携带者会通过代购渠道到海外购买仿制药。还有一些人因为饱受药物副作用的困扰，需要去国外寻找价格低廉且效果更好的药物。这其中的过程，和《我不是药神》中的描述有些类似。

梁贵柏：艾滋病的事情和医药企业的研发无关，更多是国家政策。整个药物定价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每一次的总统大选，大家都会拿这个来说事儿。默沙东向中国捐赠了很多艾滋病药物。艾滋病人在今天的情况，依然大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他们的支付能力非常有限，政府各个层面是不是能够有所照顾，这是每个国家和地区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

第一财经：目前，在美国，艾滋病控制的程度如何？

梁贵柏：艾滋病的病毒有一些很特殊的性质，要完全根除，目前还找不到好办法。我们现在的药物能够做到控制病毒。现在从未满足的需求来说，副作用还是比较大。同时，艾滋病病毒还会出现很多变异。在美国，还是能够控制得相当不错，对病人的生活质量和寿命影响不是很大。这和当年艾滋病刚被发现时的情况已经大大不同了。

第一财经：你也在书中提到，制药行业因为直接面对人的健康和生命，所以更容易被放在道德显微镜下。在美国，医药企业会面临更严厉的媒体监督吗？

梁贵柏：要是买不起LV，不会死人，但如果买不起艾滋病药物，那是会死人的。这就是为什么制药企业的一些行为会引起大家不满或者不安。这里头，一方面是因为新药研发真的是一门十分深奥的学问，它的背后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工业体系，有最前沿的生命科学成果做支撑。我希望写一本科普的书来让大家了解，但是真的要深入了解，没有生命科学的基础还是比较困难的。还有一点，我也希望让大家明白，药物的定价和生产的直接成本是完全脱节的。它的定价由多种因素造成，我写书就是希望大家把其中地来龙去脉了解清楚。目前，只能说是做了一点小的尝试。

第一财经：你在一次讲座中提到“后抗生素灾难”，具体的含义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梁贵柏：人类和细菌的“军备竞赛”是不会停下来的，这不是悲观，你要放到很长的时间维度去看。细菌比我们早来，也肯定会比我们晚走。人类总有离开的一天，细菌肯定消失得比人类晚。在这段共生的时间里，竞争不会停止。目前，是我们略占上风。但是对于一些细菌，我们所有的抗生素都没有用。如果遇到这些细菌，我们应该怎么办？目前留下来的问题，我们还解决不了。

药企要着手研究这个问题，需要一定的商业回报。但这不是马上能够得到回报的事儿。你不知道这些细菌何时会威胁到人类，也许会是10年，也许是20年。如果它们来了，一定会对人类的健康造成很大损失。我们是不是需要坐在一起做一些研究？整个生物医药界都在讨论。我觉得这是考验人类集体智慧的时候。

《新药的故事》

梁贵柏 著

译林出版社 2019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