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亚洲经济趋稳，但面临两大风险

亚洲增长趋稳很不容易，对全球增长的作用很大，中国和亚洲合力贡献全球60%的增长，依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但是，2017年亚洲继续面临更大的挑战，主要是外部的经济和政治环境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副总裁、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在3月24日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

根据IMF的对比和预测，2017年的亚洲经济增长速度为5.3%，基本上与2016年的5.4%持平，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速同样稳健（从6.5%到6.3%），最近又把中国的增长预期调高至6.5%（2016年为6.6%）。因此总体来看，亚洲整体经济形势是在波动之后开始持稳增长。

IMF前副总裁、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

亚洲经济趋稳，结构面临调整

朱民分析了亚洲经济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原因。他认为，首先，亚洲经济传统上是出口主导，但现在，对欧美、对中国和日本的出口都在下降，这是全世界贸易的增长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对亚洲出口的总需求在下降，倒逼亚洲进行结构调整。

“今年预计全球贸易增长继续低于全球GDP增长水平，而且可能是在过去十年里最低的一年。”朱民表示。

其次，亚洲的消费和投资占GDP比重在不断上升，贸易的比重则逐渐下降。可见，随着外部贸易形式的变化，亚洲经济正在进行内部转型。从金融市场来看，朱民认为，比起前两年的大幅波动，最近可以看到市场波动指数在往下走，意味着市场趋于平稳。

24日发布的“2017亚洲经济预测暨前瞻指数”显示，受访者预期2017年亚洲经济增长缓中趋稳，就业状况改善，国际贸易逐渐活跃。但是，在保守乐观的预期中，朱民对外部潜在风险并不乐观，看出了一些大问题。

风险一：债务重负

其中一个风险就是，亚洲面临债务上升的问题，关键是债务上升的同时公司偿债能力在减弱。

第一财经记者从朱民展示的数据看到，日本是负债最多的亚洲国家，从趋势上看，除了日本以外，其他亚洲国家的债务水平都在上升。

“当债务上升的时候，公司因为增长速度放缓、竞争加剧、出口下降，公司的利润边际在减少，这时候他们的偿债能力就会减弱。”朱民分析，作为出口主导的经济，亚洲在波动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高风险债务比重上升的情况。从2010年开始，中国企业的风险在上升，其它亚洲国家的企业的偿债风险也在上升。

对于这个判断，朱民依据的是公司ICR的数据，即利息备付率（Interest Coverage Ratio），简单说就是一个公司的盈利能够覆盖利息支出的比重，ICR低于2，说明收入是利息成本两倍，这时候风险已经很高，如果低于1，说明公司面临破产。在记者看到的数据中，中国在2015年有将近30%的企业ICR数值低于2，而其他亚洲国家中ICR数值低于2的企业占比达到30%，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欧洲和中东地区，基本稳定在15%左右。

由于看到企业的风险在上升，因此在过去8到12个月，亚洲的资金持续外流，与此同时，外国的投资者持有债券的比重，特别是政府债券的比重在持续增加，这个比重高了以后就得承受波动的风险。在朱民看来，这些都是“很大的事情”。

风险二：外部不确定性

“整体波动系数下降，金融企稳，但一个潜在风险就是整体债务很高，特别是企业的高风险债务比率上升，而且资本流入速度下降，同时外资占有当地债券市场的比重上升，这意味着如果外部有冲击的话就会引起市场波动。”朱民概括，外部环境一是全球经济低位运行，对亚洲的出口总需求不足，进而影响亚洲经济增长；二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策冲击。

简单来说，特朗普的新政包括紧缩的货币政策，提高利率，强势美元；宽松的财政政策，包括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来创造需求；减轻企业税负；移民法改革；用双边贸易谈判取代多边贸易谈判；放松金融监管。

“问题在于看不到他（特朗普）会怎么做，他光说，但我们看不到任何细节，于是市场就开始猜。”朱民称，第一个猜测就是美联储加息，以前都是美联储预期向市场预期靠拢，现在市场认为市场预期必须向美联储靠拢，这将导致全球金融资产再配置。

“特朗普说他要把美国的经济增长提到4%，这是一个巨大的目标，需要大规模的刺激才能达到这个水平，他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很大的变量。如果他要这么做的话，那美国经济的波动我觉得是不可避免的。”朱民称，很多国家都会受到美国经济波动和信心传染的影响，所以这对全球经济来说同样是一件大事。

随着美联储加息，除了日本以外，世界多个主要经济体的央行货币政策也已经开始走上加息通道，流动性开始出现全球性拐点，从宽松和过度宽松走向紧缩。

朱民还认为，目前全球面临的政治风险还出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民粹崛起，一是各国国内社会和谐度的普遍恶化。“国内社会和谐度的恶化，从历史上学到的经验来说，如果不说必然的话，它也会走向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这是我们在过去数百年历史当中所看到的，从根本上改变了地缘政治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