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再现两位数增长

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再次实现两位数增长。11月17日，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介绍，1-10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898.6亿元人民币，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14.4%。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增长是在去年同期使用外资近万亿元的基数下实现的。对此，专家分析表示，在美联储加息的情况下，我国对外资的利用依然能够达到两位数的增长，充分体现出中国经济在全球市场上对于外资的吸引力。

高基数下的高增长

14.4%的增速算高吗？数据显示，2021年1-10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431.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8%（不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

可见，去年同期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然接近万亿元，而在这一高基数下，今年我国仍然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外资企业不愿意放弃中国大市场及其背后的增长潜力。”数实融合50人论坛副秘书长胡麒牧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一方面在于我国市场上基础设施的配套比较完善，工业门类齐全，有利于发展实体产业；另一方面，也在于国内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好，无论是从硬件上的各种设施设备，还是软件上的体制机制都在逐步完善。

同时，胡麒牧指出，在美联储加息的情况下，我国对外资的利用依然能够达到两位数的增长，充分体现出中国经济在全球市场上对于外资的吸引力。“正常情况下，当美联储加息的时候资本会有外流追逐美元资产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大量的外资涌入中国，说明各国从中长期来看看好中国的经济增长。”胡麒牧表示。

“中国使用外资金额规模较大，增速较高，可以说，这是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的晴雨表。”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向北京商报记者指出，对企业家来说，中国是绝好的投资环境、经营环境、生活环境。“比如北京围绕‘四个中心’的城市定位，不断地优化营商环境，先后出台了1.0、2.0、3.0、4.0、5.0的改革方案，不断地深化、完善、与时俱进，政策涉及到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探索了一整套成功的、可复制、引领性的北京模式。”洪涛介绍，多年来，北京、上海成为世界银行中国营商环境抽样城市，在全球营商环境的排名不断提升，充分证明中国优化营商环境的模式是极具竞争力的。

制造业吸引力亮眼

分行业看，今年1-10月，我国各个行业实际使用外资情况趋势各异。数据显示，2021年1-10月，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525.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而2022年1-10月，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988.4亿元人民币，增长4.8%。

“相比去年，今年服务业增长较为乏力。”胡麒牧指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今年国内疫情的扰动。“今年的餐饮、旅游等接触性服务业受疫情因素的影响，使其需求侧受到了抑制，供给侧产业的投入便随之受到限制。”胡麒牧表示。

而另一方面，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却达到了57.2%的高增速。“这是因为从全球产业链来看，我国具有齐全的工业门类，还具有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加工制造能力，导致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是不可或缺的，各国因此无法与中国‘脱钩’。”胡麒牧表示，“而高端制造业产业链是非常长的，其中会有很多环节都需要布局在中国，这就导致无论各国是主动还是被动，由于找不到可以替代中国的产业集群，所以必须在中国投资。”

此外，胡麒牧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一直在努力切换增长方式、培育创新动能，“近年来，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研发投入强度不断加大，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论在产业生态的形成还是基础设施的完善上，都达到了对于全球而言较好的状态”。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从十多年前的4.9万家，增加到2021年的33万家，研发投入占全国企业投入的70%。

“而且中国是很多高端制造业最大的落地场景，比如新能源汽车、半导体产业，如果投到别的国家，可能最终还是要流向中国进行消费，所以说直接进行一个本地化的布局，可能对各国的交易成本是最低的。”胡麒牧表示。

德韩投资持续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近两月，德韩对华投资激增。数据显示，今年1-8月，韩国、德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58.9%、30.3%，而1-9月，德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114.3%、90.7%，1-10月，韩国、德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106.2%、95.8%。

“疫情期间，韩国制造业受疫情的冲击比较大，无论是汽车产业的芯片荒，还是关于制造业零部件的供应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因而需要一个从全球来看相对而言比较稳定的供应链。”胡麒牧介绍，“同时，中韩在产业链上存在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即中国制造上游的元器件，出口到韩国生产成中间部件，随后再出口到中国进一步组装，形成最终产品。这样的合作关系，叠加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需求，韩国便加大了对中国的投入。”

在德国方面，胡麒牧介绍，其原因之一在于欧洲能源危机。“能源危机导致其能源成本大幅上升，制造业的盈利能力出现大幅下降，需要寻找一个成本相对比较低、供应链比较稳定的地方去投资，德国最后的选择就是美国和中国。”

胡麒牧介绍，“无论是硬件、软件还是研发实力，这两个地方的能力都是相对较高的，进行产业转移时不会有过大的跨度，但美国成本较高，同时，如前所述，中国有很多落地场景，使德国更加倾向于我们。”

事实上，除了能源危机带来的短期投资外，胡麒牧指出，德国还可能存在较为长期的对华投资意愿。“中德的制造业存在较强的互补性，无论是在水平层面上的技术互补，还是垂直层面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互补，中德之间都存在着非常大的合作空间。”

北京商报记者方彬楠冉黎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