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药品背后的美国贸易政策

许多基础和关键救命药物价格的大幅上涨引发了各界对美国制药业的政治抵制。今年2月，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谴责该行业的代理人正在推动通过一些“道德上令人反感”的政策。从那时起，美国44个州政府已对以色列梯瓦药业和其他19家企业提起诉讼，指控它们阴谋扼杀竞争仿制药和借助100多种不同药物非法牟利。

而特朗普政府也宣布将采取措施降低药品价格，特别是针对那些治疗目前肆虐全美的阿片类药物成瘾症的药品。然而该政府也在试图向国外推广与国外药价大规模上涨相关的知识产权规则，一旦推动成功，就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穷人无力负担基本药物。

此外美国政府还将向那些允许其他国家制造商生产和出口较低价仿制药的知识产权规则持续施压。美国贸易代表年度《特别301报告》中确定具有“严重知识产权缺陷”国家的观察名单中经常包括印度，主要是因为美国反对其专利法的某些特征。事实上特朗普甚至将印度的知识产权制度作为他最近决定暂停对某些印度出口产品实施普遍优惠制关税豁免的理由。

而印度的知识产权法律则使该国成为国际上排名前列的可负担药物供应源。根据印度1970年的《专利法案》，制药商只能对制药流程而不是药品的化学成分申请专利。这实际上意味着印度制药企业可以通过某些替代工艺对各类名牌药物的化学成分进行“逆向开发”，然后在印度和国外以较低的价格出售这些药物。

起初，这种来自仿制药的竞争迫使那些跨国药企不再漫天要价，涉及品类包括多种用于治疗癌症、肺结核和艾滋病毒的药物。比如在2000~2016年期间，治疗艾滋病毒的一线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人均年用药消费从1万美元降至100美元。正是这些价格的下降使我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艾滋病毒治疗范围并控制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流行，特别是在贫穷国家。

但自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1995年生效以来，世界贸易组织所有成员都必须承认彼此的药品专利。对于印度制药商而言，仿制专利药物需要获得许可证，而这些许可证极难取得。

尽管如此，在对《印度专利法案》进行修订后，印度仍然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遏制各大制药企业在欧美经常实施的那种过度行为。例如，印度通过对发明进行了更为严格的定义，以此阻止了“专利延寿”——也就是通过获取对原始药物进行微小改进的二级专利来延长专利寿命的做法。根据《印度专利法案》第3条d款，除非“产生了新产品或应用了至少一种新反应物”，否则“仅仅发现一种已知物质的形式、特性或用法，或者仅仅是一种已知流程的用法”不具备专利资格。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制药商不能用简单手段（比如将药物从片剂换成糖浆）无限期地延长专利期限。

该条款也解释了为何印度最高法院会在2013年对诺华公司作出裁决，否认这家瑞士跨国公司获得了一种抗癌药物的专利，该药物以“格列卫”的名称销售，但这基本上只是将从前以粉末形式申请专利的药物转为结晶形式。法院认为这种形式的改变并未“增强治疗效果”。

从那以后，印度的法律就遭受到跨国企业和美国政府的不断攻击，第3条d款的效力实际上也被稀释了。根据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在2009~2016年间印度专利局授予了多达1654项“可能违反了《印度专利法案》第3条规定的反延寿专利条款”的二级专利（占所有药品专利的72％）。不出意外，印度的药品价格也一直在快速上涨。

然而这也并未阻止美国贸易代表对印度、马来西亚和其他政府施压，这些政府对发明的定义更为严格，并使用强制许可和价格控制来防止药品企业牟取暴利以及其他垄断专断行为。美国贸易代表长期与跨国制药企业合作将其他国家的药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从而威胁到印度以及全体发展中国家贫困患者的健康和生命。到如今，过高的药品价格问题也落到了美国人自己头上。

具有讽刺意味（但并不令人惊讶）的是，一个声称要奋力为美国人降低药价的政府正在积极推动规则变革，以便为跨国制药企业带来更多的价格欺诈力量。如果美国联邦机构和州政府真的想对天价药物做些什么，他们应该从《印度专利法案》中有所借鉴，而不是试图撕毁它。

（作者系印度加瓦拉尔·尼赫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国际发展经济学学会常务秘书，国际企业税改革独立委员会委员。版权:辛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