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远征：控制金融周期变成了全球金融的尖端问题

曹远征表示，这三个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人民币全面可兑换，汇率才能自由化，那么利率才可以市场化。只有这样，中国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国内外金融机构的全面参与，上海才可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中国才能担当大国金融的义务。从这个目标来看，中国的金融改革开放任重而道远，在下一步过程中，尤其是在开放中进行改革就变成了其中的应有之义。

作为中国金融改革最重要的见证者、支持者和推动者之一，曹远征曾长期任职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参与了中国银行的改制工作，亲历了中国众多金融改革议题。

在谈到中国开始面对的全球金融前沿问题时，曹远征以宏观审慎管理为例。他指出，这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面临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控制金融周期的问题，中国在这方面做了尝试，即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相结合的管理框架。在今年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后，从今后的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的角度来看，所有的监管应该是一个原则。比如，证监会将来也可能会进行行为监管模式，那么就会变成一个监管委员会。那么央行不但要承担货币政策，还有宏观审慎监管的责任，央行就有一个新的框架，即双支柱（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相结合）的安排。

所有的上述这些安排，都是面对全球金融的问题。金融危机的核心就是快速的去杠杆，由于杠杆的扩张收缩变成金融周期，控制金融周期就变成了全球金融的尖端问题。曹远征表示，金融危机以后各种各样的监管措施都是朝这个方向努力，中国也在尝试，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已经在和全球处在一个起跑线上，在探索未来的现象。

就目前的金融风险来看，曹远征谈到，风险仍在加大之中。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条：第一是实体经济杠杆高，国有企业的杠杆高；第二是地方融资平台，地方融资平台出现的风险问题不是金融风险问题，是财政问题。

曹远征表示，针对前者，政府部门已经提出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等；对于后者，则是政府的支出责任没有说清楚，在政府支出的事权中划清楚，在改革过程中讨论这个怎么办，最近央行和财政一个争论的要点就是地方融资平台。

今年8月初，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经济研究杂志撰文指出，我国地方政府融资模式从过去的“土地财政+平台贷款”模式向“土地财政+隐性负债”模式转变，通过明股实债的PPP项目融资、政府引导基金和专项建设基金等方式规避对地方融资平台融资功能的限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攀升且高度不透明，财政风险可能直接转化为金融风险。

回顾历史，曹远征指出，在1994年的时候财政体制改革做了一步，就是在事权没有充分界定的时候把财权做了界定。当时财政有困难，提高了两个比重，即提高了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综合财政在整个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必须要有财政体制改革，第一步就是说清支出的责任，即事权。整个政府的支出责任和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有了边界才可以处理。

“现在地方政府为什么靠土地财政？要发展经济，除了要解决就业还有基础设施，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的责任是地方还是中央的，这个事权要说清楚”，曹远征说，“在单一制国家中地方政府就是执行的机构，事权、财权都在上面。我们看现在中国地方是承担了很大的责任，因此就要融资，融资没有办法就是卖地，变成了土地责任。中央已经收70%以上的税了，地方财政是想如何服务民生，如何改善地方的生活水平。”

曹远征强调，一定不要忘记改革的初心，也就是市场导向、市场取向，要相信市场是自我扩张的秩序，是自我生长的秩序，在这个市场导向下政府来推进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