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下灵活用工保障应有“新解法”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了2亿人左右。

此前2021年底，中国人民大学灵活用工课题组等发布的《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蓝皮书显示，2021年中国有61.14%的企业在使用灵活用工，与2020年的调研结果相比，我国灵活用工比例上升了5.46个百分点。

灵活用工数量达到2亿人是什么概念？未来灵活用户数量是否会继续上升？相关各方怎么看当下的灵活用工增长趋势？灵活用工存在哪些问题？如何保护日渐扩大的灵活用工劳动者权益？

为此，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采访了灵活用工的相关专家、律师及相关平台从业者。上述蓝皮书的主要撰写者、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吴清军表示，数字经济让企业人力资源的配置方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既要支持企业的这种灵活的资源配置，达到效率最大化，同时也要考虑劳动者的权益保护。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吴清军。受访者供图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认为，由于雇佣关系和劳动者身份出现模糊，新业态劳动者劳动关系属性趋于弱化，导致新业态劳动者目前面临着合同签订比例低、用工秩序混乱、社保缴存比例低、商业保险缺少保障等问题。为此，他建议，必须通过法律规范明确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尽快修改我国的《劳动法》。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受访者供图

灵活用工服务平台猪八戒网联合创始人刘川郁表示，互联网的发展让灵活用工有了更广泛的发展，变成一个跨越时空的非本地化的状态，就业的领域越来越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猪八戒网联合创始人刘川郁。受访者供图

数字经济下灵活用工数量呈上升趋势

新京报贝壳财经：灵活用工数量已达2亿，目前有哪些新的趋势？

吴清军：企业的灵活用工，在用工数量和涉及的岗位上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包括我们常说的“互联网大厂”，正在把越来越多的岗位转为外包用工。此外，原先一直采用劳务派遣作为补充用工的国有企业，现在对更加机动灵活的外包用工也越来越开放了。

而另一个趋势，就是比较受关注的互联网平台用工，从总体上来看，这两年用工数量没有太大的变化，趋于稳定。消费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创新在过去两年也趋于平缓，没有再产生新的“现象级”互联网平台，因此这类平台的用工数量也就不会有太大的增长。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消费互联网平台带动就业的效应近期很难再有大的突破。

新京报贝壳财经：这些现象背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需求变化是怎样的？

吴清军：我最深的感受，就是数字经济让企业人力资源的配置方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原先企业的用工模式都比较单一，要么是正式员工，要么是劳务派遣，其他的用工模式很少。而现在，数字经济让企业能够把工作拆解，把很多工作流程和环节外包出去，交给第三方公司或者是人力资源公司来做。

对于互联网公司，他们可以把一些边缘性的岗位外包出去，比如客服、审核及数据标注等岗位。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例如要实现业务数字化，但缺少数字技术人才，专门养一支团队的成本又很高，外包出去，既能够降低成本，也使得用工更加灵活。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东南沿海的制造业企业，许多都是订单式的生产方式，拿到订单马上就要开始生产，订单完成后用工的需求也会大大下降，这也产生了灵活用工的需求。企业这么做的动力是降低成本，倒不是说降低工人的工资，而是降低人力资源的持有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也是有话语权的，工厂给的工资低了，工人立马就会到别的工厂去。

新京报贝壳财经：灵活用工在国内能够得到大范围的使用，其原因是什么？

刘川郁：雇主选择灵活用工主要是解决人才问题。第一种是初创公司，没钱招很多人才，就要把很多订单外包。第二种是很多公司在遇到核心业务之外的一些专业性问题时，也需要使用灵活用工。大厂也有这方面的外包。第三种是季节性的非长期性的项目，一段时间内做完就行了。还有一种是跨区域的需求服务，比如logo设计。总的来说，公司通过灵活用工可以节省一些开支，选择面也广。反过来说，灵活用工也刺激了一些新职业的产生。

新型平台给灵活用工带来根本性变革

新京报贝壳财经：中国的灵活就业市场是如何发展的？

皮剑龙：灵活就业已成为我国就业的重要形式之一。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鼓励个人利用社交软件、知识分享、音视频网站等新型平台就业创业，促进灵活就业、副业创新。

从发展历程上看，一方面随着我国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灵活就业的普及。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发展，给灵活用工市场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

中国互联网企业借鉴了国外的商业模式，并发扬光大。电商、社交平台、短视频等互联网平台的兴起，也都创造了大量灵活用工的需求。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体持续壮大，灵活就业可挖掘释放价值的潜力越大。无论是中国的经济规模、产业规模还是劳动力规模等，都是排在全球最前列的。这意味着我国拥有大量的可以适用灵活用工的机会。

总的来说，国内灵活就业市场发展背后，充满各方面的影响因素。它既是科技创新的最新产物，也反映了我国经济与劳动力群体的特征。

刘川郁：灵活用工一直都有，最早的农民工外出打散工，按天结算，这些零工主要在线下进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灵活用工逐步壮大。最开始是在论坛上发广告，不过大量的还是本地化进行，和线下散工差别不大。

到了2006年进入了一种平台化的阶段。现在又进入了视频时代，比如抖音衍生出来很多直播和更多就业机会。

总的来说，互联网的发展让灵活用工有了更广泛的发展，变成一个跨越时空的非本地化的状态，就业的领域越来越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新京报贝壳财经：目前灵活就业市场呈现了哪些新特征？

皮剑龙：灵活就业的主要特征包括：第一，就业形式灵活多样。第二，就业质量普遍不高。第三，就业要求普遍较低。第四，就业者组织程度低，缺乏社会保护等等。

灵活就业对“保就业”产生重要影响

新京报贝壳财经：为什么要发展灵活就业？其对国内就业市场有哪些影响？

皮剑龙：一方面，灵活就业被看作是就业市场的“蓄水池”，为低收入者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对企业来说则是降本增效的方式。它也意味着对传统雇佣模式的挑战。另一方面，脱离了传统的雇佣模式，灵活就业劳动者也面临着保障缺失、不稳定性增强和经济风险加大的困境。

新京报贝壳财经：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了“六稳六保”，灵活就业在保“就业”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皮剑龙：灵活就业的主要作用包括：第一，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由于大多数灵活就业形式具有要求低、资金投入少、进出灵活的特点，因而可以吸收大量在正规部门不能就业的劳动者；而且，灵活就业还可以在同等的工作岗位上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第二，满足了人们对产品、服务的多层次需要。多种灵活就业形式为社会提供了贴近市场、价格适宜的产品以及灵活多样、方便快捷的服务，满足了人们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

第三，满足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的需要。一方面，季节工、临时工、派遣工、承包工等灵活就业方式的存在和发展，使我国企业可以根据生产经营的变化，及时增减劳动力，降低用人成本，减少管理费用。另一方面，灵活就业扩大了我国劳动者选择职业、雇主、工作环境的机会，使他们可以兼顾工作、学习、娱乐休闲和照顾家庭等多方面的需要。

第四，促进就业弱势群体就业，减轻城市贫困。我国城市目前存在大量的就业弱势群体，如大龄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和“农转非”人员等，他们往往又是社会贫困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生活比较艰难。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大量灵活就业人员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城市贫困。

第五，缩小城乡差距，缓解社会矛盾。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一件十分紧迫的大事，直接关系到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这对于避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和缓解城乡矛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灵活用工带来挑战，需补齐劳动者权益保护短板

新京报贝壳财经：灵活用工还可能会带来哪些问题？

吴清军：对企业来说，企业的管理模式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没有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灵活用工的员工与企业之间就不会有很强的忠诚度。员工队伍不稳定，员工质量也不高，这是最大的挑战。而企业对于外包员工的管理，目前基本上也是一个空白地带。比如帮助他们进行技能提升，给予职业晋升等等，这些管理的缺乏，也限制了灵活就业者的发展空间。

此外，在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职业中，基于算法的管理也可能会给灵活就业者带来不平等的对待。哪怕表面上看起来，所有就业者是平等的，但是如果算法对部分员工进行歧视性的管理，例如给在多个平台接单的员工派质量较差的订单，员工与平台协商的权利也相当有限。而在平台抽成比例等方面，员工与平台相比，也非常缺少话语权。

新京报贝壳财经：灵活就业者期望的核心保障有哪些？平台方能提供的保障有哪些？

刘川郁：灵活就业人群有几方面的需求，首先是他有技能提升的需求。比如高校学生虽然学了设计、软件开发或者营销策划，但是很多学校没有教他们怎么拿这些东西去线上灵活就业。这背后是观念问题，大家对灵活用工灵活就业的认可度还不是很高。

另外一个就是灵活就业者的税收问题。感觉这些自由职业者的税收有点高，能不能参照个体户去纳税呢？当然这个动作就比较大，需要去研究。

我们平台也是螺旋式的上升，最初平台上面全是创业者和灵活就业人才，那时候人数非常多，中间有段时间我们过分强调个体人才要变成公司，变成B2B形式，现在意识到这样其实会限制我们的发展，因为有的自由职业者在平台上挣不到钱就离开了。我们现在也在做调整，希望使更多有才的个体在平台上能够生存。

新京报贝壳财经：在灵活用工劳动者权益保护方面，政策层面是否有相关动作？

吴清军：早前，国家相关部门发布了一系列政策，通过促进消费市场来带动更大的就业。在中央提出的“六稳”和“六保”政策中，就业都是放在最前面的。而最新的政策趋势是，在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还要补齐劳动者权益保护的短板。交通部、人社部、工信部等部委出台了很多政策，对网约车、快递、外卖员、货运司机等平台劳动者的权益都进行了保护。

新京报贝壳财经：保障灵活就业劳动者权益，还要做哪些工作？

皮剑龙：此前2月我提出了关于尽快修改劳动法，对“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进行专章规定的提案。

针对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随着国内疫情的再次多点暴发，我国灵活就业进一步持续发展，社会对灵活就业劳动者权益保护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一，要支持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作为稳就业的重要抓手，抓紧清理取消不合理的限制性规定，优先安排好灵活就业人员的就业岗位。第二，应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存在的劳动关系，政府应主导互联网平台企业与灵活就业者协商确定基本权责，形成行业规范，探索构建新型的适用于新业态的社会保险缴费体系。第三，要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通过工会把较为零散的灵活就业人员组织起来，推动其更好维护自身权益。

尊重劳动者选择，平台劳动者保障正在酝酿新解法

新京报贝壳财经：灵活用工成为很多劳动者的选择，甚至出现了年轻人“愿意送外卖不愿意进工厂”的现象，这是为什么？

吴清军：对自由、不受约束工作的追求和向往，并非是我们这一代年轻的专属，实际上从劳动力市场建立以来，每一代年轻人都在追求自由和不受约束的工作方式。

对于年轻人更喜欢送外卖而不愿进工厂，我个人的意见是：第一，尊重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选择，政府过多干预市场，反而破坏了市场的基本规则。第二，互联网的红利正在逐渐退去，目前年轻劳动力已开始回流到传统就业方式当中，当年轻人当骑手、快递员无法获得预期收益时，自然就流向收益更高的工作当中去了。第三，政府要引导制造业改善劳动条件，提升工作待遇，提高制造业工作对年轻人的吸引力。

一味担心年轻人流向平台工作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制造业仍希望通过低成本获得劳动力资源，那想改变现状非常困难。只有不断提升制造业工作的劳动条件和工作待遇，才有可能改变年轻人工作流向的问题。

新京报贝壳财经：近期的新闻引起了人们对于灵活用工人身权益保障的关注，对此政府和企业需要做哪些事情？

吴清军：关于平台劳动者的伤害保障问题，政府正在着手解决，目前已在广东、浙江和四川等地试点职业伤害险。从目前制度设计的思路来看，表现出来两个特征：第一，平台劳动者的各项保险不再捆绑在一起，在劳动关系的用工模式下，基本养老、医疗以及失业、工伤和生育险种是捆绑在一起的。这次职业伤害险就打破了这种制度设计模式，单独为平台劳动者设计了类似于工伤保险的职业伤害险，这是政策上巨大的突破。

第二，各个平台根据自己的业务模式和商业模式，正在探索养老、医疗及其他保险的新模式。比如滴滴正在探索按照第三支柱的制度模式，设计司机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新模式，这些创新模式对未来社保政策的制定都将提供非常好的借鉴。

新京报贝壳财经：怎么看灵活用工未来的发展？

刘川郁：未来灵活用工会成为一种主流观念。全球化不可阻挡，数字化也不可阻挡。社会科技的进步，客观上为灵活用工带来了更多的空间和机会。我觉得未来会诞生一大批一个人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