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团到底冤不冤?被指先想方设法做大规模再割韭菜
餐饮行业大“讨伐”,美团到底冤不冤?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里雨曦
是不是垄断?高额佣金都去哪里了?矛盾根源在哪里?
外卖平台和餐饮商家的矛盾,终于被摆到台面上了。
4月10日,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在公众号上发布《广东餐饮行业致美团外卖联名交涉函》,直指美团外卖涉嫌垄断、高额佣金、不公平竞争等诸多问题,呼吁美团外卖取消垄断条款,减免高额佣金。
4月13日,面对餐饮行业的大规模“讨伐”,美团外卖终于开始发声回应:“唇齿相依,美团外卖今年首要任务是帮助300万餐厅活下去活更好。”美团相关人士则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去年佣金收入的8成用来支付骑手的工资。
实际上,4月10日的《交涉函》不是广东省餐饮协会第一次呼吁外卖平台减少佣金。今年3月10日,广东省餐饮协会就曾发过类似函件,此外,从2月份开始,重庆、四川、河北、云南等多地烹饪协会、餐饮协会也曾发过函,建议外卖平台减少佣金。
如果再往前回溯,外卖平台和餐饮商家的佣金矛盾更是早就存在,只不过,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市场嚣闹戛然而止,潜藏的矛盾随之浮出水面。
餐饮原本属于利润微薄的行业,随着美团等外卖平台的规模不断扩大,入驻商家不断增加,商家和平台之间的话语权、溢价权失衡现象注定会出现。
利益分配大多数时候无对错之分,只有合理不合理的区别,只是在这一场“纠纷”中,美团外卖平台到底冤不冤?
商家:佣金太高,干不下去了
“那还能怎么办呢?外卖平台和商家现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准备再做一个别的品牌,熬到7月份,如果再不行,我们就要退出平台了。”天津人徐天(化名)加盟了一家做牛蛙生意的外卖连锁品牌,随着平台佣金的不断上涨,倍感盈利压力的他,萌生了退意。
佣金到底有多高?
“新开餐饮商户的佣金最高达26%。”《交涉函》提到,几百家餐饮企业投诉,美团外卖的垄断和高佣金之举让餐饮商家不堪重负。疫情下外卖成了餐饮业唯一的营收来源,但美团涉嫌实施垄断定价。
“现在已经有一些负担了。”老饭盒在外卖平台上一直是备受追捧的连锁品牌,盈利水平尚可,但是在外卖平台佣金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创始人赵艺欣也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一些商家开外卖服务基本上就是凑热闹,不赚钱,但又觉得线上这一部分不能丢。”谷子帝煎饼创始人王志会为记者算了一笔账,以谷子帝的煎饼举例,算上人工、水电、房租,产品的利润率是20%-30%,而平台抽走20%的佣金,等于仅有最多10%的利润空间。与此同时,商家还需要定期打折以增加曝光量,利润所剩无几。
除了广东省的函,云南省餐饮与美食行业协会也在其发布的《云南省22万余家餐企致美团外卖等平台的公开信》中表示,希望外卖平台降低外卖佣金费率,“餐饮企业与外卖平台一直相互依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对于佣金问题,部分餐饮企业也与平台做了一些沟通。
“一些外卖平台现在只是给口碑商家免佣一个月,如果能给外卖平台上的商家减免佣金,将具有非常大的价值。”嘉禾一品董事长刘京京的另一个身份是亚洲餐饮联盟执行主席,疫情期间,她与两大外卖平台高层进行沟通,希望能有实质减佣的举措。
但在不少商家看来,外卖平台的反馈却不太热情。
疫情期间,几大外卖平台虽相继出台了相应的扶植政策,但力度有限。一位外卖平台商家向记者反映,平台的优惠政策仅针对有资质的极少数商家,大部分商家并没有直接感受到优惠,即使平台在推广方面推出了充值返现等服务,但是对于商家来说,也是杯水车薪。
根据中国烹饪协会2月12日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餐饮业影响报告》,91%的企业表示,平台佣金费率并没有优惠,甚至还有2%企业表示,佣金费率有所提高。
美团:佣金8成给了骑手
“大家的难,就是我们的难。”对于行业协会及商家的指责,美团外卖也觉得有冤屈,“商家、骑手、平台从来就是一个唇齿相依的命运共同体。当商家订单剧减,平台收入也会跌入谷底,骑手也将面临生存挑战。”
从外卖平台的财报看,抽取佣金是现在外卖平台获取收入的主要手段。
以美团为例,2019年,美团公司全年营收975亿元,其中餐饮外卖业务营收548亿元,较2018年增长43.8%,交易金额同比增长38.9%至3927亿元。
根据财报,2015年-2019年期间,美团外卖业务整体佣金率从1.1%激增至12.6%,毛利率也同时飙升到18%。
佣金收入增长的背后,正是比例越来越高的佣金水平。
徐天告诉记者,根据销售的产品和送餐距离等综合计算,外卖平台收取的佣金一般在18%到25%不等,甚至有些订单会收取30%的佣金。近几年平台佣金从5%、10%不断上涨。
对于佣金问题,美团外卖方面回应表示,2019年,美团外卖8成以上商户佣金在10%-20%,真实数字远低于各种传言和想象。而且,这些收入的绝大部分需要投入在帮助商户提供专业配送、获取订单和数字化建设中。
美团相关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2019年,佣金收入的8成用来支付骑手工资,没有商户的艰苦努力,就没有骑手一笔笔的订单收入,也就没有上亿消费者可以享受的便捷实惠的外卖服务。同样,外卖订单,对于疫情期间的商户来说,也是撑下去的机会。
对此也有行业内人士提出了质疑。
一方面,骑手业务并非全部由美团外卖发放工资,而是统一由“供应商”雇佣管理,美团只是给供应商支付“采购费用”;
另一方面,每一单外卖的骑手薪资相对固定,骑手成本只和平台上订单数量的多少有关,而佣金却是由客单价高低决定的。
前述美团人士进一步表示,外卖佣金是由平台使用费、技术服务费和配送服务费三项资费组成,平台使用费和技术服务费整体占比仅有20%,而骑手费用占总佣金费用达80%。美团2019全年财报数据显示,2019年美团外卖佣金收入为496.5亿元,餐饮外卖骑手成本为410.4亿元,骑手的配送成本占佣金收入超8成。
超级网络平台如何治理?
一面是怨气高涨的外卖商家,一面又是外卖平台叫苦喊冤,矛盾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一位互联网行业投资人士认为,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结到各垂直领域超级网络平台的成长模式和治理困境。
大型外卖平台的成长路径,和滴滴等其他很多涉及实体经济的网络平台类似,曾被总结为“靠低价补贴抢市场—做大规模拿投资—垄断市场后搞收割”,先想方设法做大规模,等在行业中的地位强势了,再割韭菜。
“中国外卖平台的同业者,从来不缺有资金、有背景、不差钱的超级巨头,和他们比起来,美团仍然是一家创业公司,我们深知,只有商户在平台上充分发展并获益,平台才有生存和发展机会。”在美团外卖看来,在整个送餐体系中,美团外卖并非强势的一方。
但在很多餐饮行业人士看来,相对商家而言,美团外卖确实已经站在了强势一方的位置上。
“佣金和营销费用太高导致外卖压力太大,好多商家不赚钱,确实出现了商家大量退出的情况。”刘京京说,除了小企业、小餐馆,就连嘉和一品这样大型连锁餐饮企业也不无抱怨。
“尤其是疫情期间,大家对外卖平台的反响都很大,也希望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刘京京认为,淘宝、天猫、京东平台的使用费用基本控制在三个点之内,而外卖平台的高佣金显然是不合理的。
广东省餐饮协会在《交涉函》中表示,美团要求餐饮商家做“独家经营”,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电子商务法》等规定,敦促美团外卖取消独家经营限制,降低外卖佣金。
行业内一些人认为,如果双方矛盾解决一直难以取得进展,就到了相关主管部门出手的时候了。
熊猫星厨创始人李海鹏认为,如今餐饮销售额的20%被平台收割,这是不合理的现象。监管部门应该对垄断平台进行管控,平台的定价权不能掌握在平台自己手里,监管部门应该对佣金的多少形成一个管控。
前述互联网行业投资人士说,除了治理机制的与时俱进和持续完善,超级网络平台们也应该自我反思,过往的野蛮生长模式,是否还能持续?是不是要更多考虑一下,所触达领域的长效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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