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绿成金”创新试验区初见成效 绿色金融纵深推进

　　在五省（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迎来“周岁”之际，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有望迎来新一轮扩容。下一步政策层面将在完善标准体系、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切实加强风险防范等方面推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向纵深发展。

　　创新试验区建设初见成效

　　“一年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初见成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座谈会上表示，在绿色金融领域，我国阔步走在国际第一方阵。

　　2017年6月14日，国务院第176次常务会议决定在浙江省、江西省、广东省、贵州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省（区）部分地方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标志着我国绿色金融发展进入新阶段。时值绿色金融试验区“周岁”之际，五省（区）试验区试点成效明显。

　　陈雨露介绍，人民银行初步评估结果表明，试点总体方案中85%以上的任务已启动推进。据不完全统计，截至3月末，五省（区）试验区绿色贷款余额逾2600亿元，比试验区获批之初增长13%，高于同期试验区各项贷款余额增速2%。在总量扩大的同时，绿色信贷资产质量保持在较高水平，3月末五省（区）试验区绿色贷款不良率为0.12%。

　　从我国整体绿色金融市场规模来看，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表示，2018年以来依旧保持增长，但增速出现收敛。同时，绿色金融体系建设步伐并未放缓，不论是统计管理制度，还是市场基础体系，都在不断加快。这意味着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模式正在从追求更快的发展速度，转向追求更高的发展质量。

　　从政策支持来看，中央和地方都在不断出台新政策以提高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央行《2017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披露，央行在开展2017年三季度宏观审慎评估（MPA）时，将绿色金融纳入“信贷政策执行情况”，并将在2018年优先接受符合标准的小微企业贷款、绿色贷款，作为信贷资产担保品进行评估，用于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和常备借贷便利。此外，央行此前决定适当扩大中期借贷便利（MLF）担保品范围，将绿色和“三农”金融债券、优质小微企业贷款和绿色贷款等纳入其中。

　　在政策激励下，金融机构纷纷投身于绿色金融。银保监会数据显示，国内21家主要银行机构绿色信贷呈持续健康发展态势。绿色信贷规模保持稳步增长，从2013年末的5.20万亿元增长至2017年6月末的8.22万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绿色金融的建设发展中，不仅是国有大行和股份行，地方性的小型城商行也发挥了自身的“光”和“热”。以湖州银行为例，不断加大融资模式创新。比如，落地湖州市首单投贷联动业务，助力绿色科技企业快速成长；加快绿色资产证券化进程，整理两单约30亿元绿色信贷资产包；筹备发行绿色债券，计划年内发行15亿元中长期绿色债券。

　　可持续能力有待提高

　　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取得诸多成效的同时，也要看到绿色标准不统一、缺少基层金融机构绿色架构、缺乏专项货币政策激励工具、可持续能力有待提高、盈利能力有所欠缺……都是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难题。

　　陈雨露认为，无论是从试验区角度，还是从全国来看，当前绿色金融发展面临着一个突出挑战，即绿色金融发展的可持续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一些绿色项目难以有效内生化，投资回报率不高、对市场吸引力不足。如果绿色金融不能体现自身可持续发展，意味着需要政府源源不断地投入，这既不符合市场经济基本原则，也违背了绿色金融发展初衷。

　　同时，绿色金融发展的配套政策有待健全。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王亚联坦言，绿色项目投资周期长、收益率偏低，绿色认证成本高，绿色项目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比较突出。江西处于欠发达省份，对担保增信、财政奖补、风险补偿等支持力度有限。

　　另外，贵州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李瑶认为，目前中央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绿色金融，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支持政策，但大多停留在部门规章和指导性文件，尚未形成完整规范的政策法律体系，为绿色金融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

　　从管理体制来看，鲁政委表示，国内对于绿色金融的管理体制较为粗糙。对绿色金融的界定仅体现为一个应用领域的分类，而监管制度更多是提出了对绿色金融的监管要求或者说约束性要求，比如募集资金只能投向绿色领域，资金全流程运用需要披露，项目需要绿色认证等，而激励方面的政策较少。更重要的是，目前监管体系下，尚未在“绿色”与“金融”之间形成有机的、内在关联。要真正激发绿色金融的内在力量，需要找到一种激励相容机制，使这两个具有巨大价值的领域产生关联。

　　业内人士提出，绿色融资工具门槛较高，难以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一方面，绿色产业投资对资金的需求均具有投资数额大、投资期限长、初期回报率低的特征；另一方面，现有绿色金融产品种类较少，尤其是绿色直接融资工具对发行人主体资质要求较高，大部分中小企业难以达到发行绿色债券的门槛，享受不到发行绿色债券带来低利率的好处。

　　此外，在东方金诚信用绿色金融部负责人方怡向看来，绿色项目的评级、评估技术体系有待优化。目前国内多家机构开展了环境风险压力测试、绿色债券评级、认证评估等分析工具，并在绿色金融领域开展相关应用。但这些分析工具对于不同类型的绿色金融项目以及绿色金融产品的实用性还具有较大局限性。对于绿色项目的环境效益对项目的财务现金流影响的量化分析存在很多困难，需不断优化绿色项目风险与收益的评估、评级体系，真正实现将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ESG）因素纳入到项目评估、评级以及投资决策系统。

　　多路径探索发展之路

　　发展绿色金融既需要“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也需要“自下而上”的基层探索。诸多业内人士坦言，绿色金融没有现成的模式，必须开展大量的探索与实践，先行先试，敢于“改”、敢于“创”。

　　陈雨露表示，人民银行正在协调各部门深入研究开展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建设工作，推动商业银行探索建立绿色信贷环境效益交易机制、建立绿色金融行业自律机制、优化绿色信贷宏观审慎评估等事项。

　　金融科技在绿色金融发展中必不可少。中国金融学会绿金委主任马骏表示，绿色金融运行成本比普通金融更高，因为要识别定义、认证什么是绿色资产需要较长时间。通过金融科技在绿色金融中的运用，能将认证过程自动化，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方式降低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已有机构将金融科技应用于绿色金融领域。比如，兴业银行去年底上线了业内首个自主研发的绿色金融专业支持系统。借助该系统，通过客户分级管理、沙盘客户跟踪、业务数据挖掘分析，深挖客户需求，进而实现对绿色金融客户的定制化服务。

　　“多元化的正向激励机制是绿色金融发展的助推器。”李瑶认为，发展绿色金融既要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也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政府两方面支持作用，通过实施财税、金融、产业、环保等综合配套政策，大力推动绿色金融体制机制创新，提高绿色项目投资回报率与融资可获得性，实现绿色金融发展的商业可持续性。

　　就绿色项目天然存在的期限错配问题，鲁政委建议，需运用定向降准加以解决。以水污染治理为例，项目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收益只能缓慢回收，因而天然存在“短借长投”特征，期限错配问题比其他领域项目更为严重。“考虑到绿色项目收益较低、期限较长，对于绿色项目融资，应参照小微、‘三农’的操作模式进行定向降准。因为目前只有定向降准的资金是无期限的长期资金，且相比发行绿色债券等债务性融资工具，定向降准的资金成本更低。”

　　另外，资产证券化也是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方式之一。马骏介绍，全球绿色资产大部分是在银行资产负债表内以贷款形式存在，全球机构投资者无法获得足够的绿色资产进行投资，所以应推动绿色资产证券化，通过证券化方式打通机构投资者手中的资金和绿色资产之间的桥梁。

　　除资产证券化以外，方怡向认为，在绿色金融领域，绿色基金、绿色IPO、碳金融及环境交易市场等领域有较大发展空间。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家，碳金融产品必将成为绿色金融的重要创新产品。此外，未来实施污染物排放、水资源使用、能源使用的总量控制将是一项重要管理手段，污染物排放权、用能权、用水权抵质押及权益交易金融产品也将是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