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万研究生去送外卖：渴望打一场翻身仗，从没想过留下来

当外界还拿着苦力活的标签定义外卖骑手时，这里已经悄悄成为一个卧虎藏龙的地方。

近期，河南一外卖骑手在送餐途中收到了上海交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引发广泛讨论。根据美团骑手报告称，美团注册骑手中，有6万研究生以及17万本科生。

在时代财经的采访中，本科女大学生悠悠的电瓶车，不知不觉骑行了上万公里，入学前的暑假，她攒下了第一笔生活费；考上青岛大学的准研究生王茂也是在送餐路上拿到了录取通知书；随时面临职业危机的白领李辉和吴波，想靠送外卖抵御风险；住在北京的小超多次偶遇电梯间埋头背单词的外卖骑手。

他们不像是被生活压弯了腰的中年人，眼睛里还闪烁着向上的希望。

不过，大多高学历外卖员更像是行业里的“局外人”。他们往往因为突如其来的变故，短暂融入到百万骑手的队伍中，外卖不是他们人生的终点，而是短期停靠的港湾，等找到下一个支撑点后，就会返回原来的轨道。

大学生兼职的第一站，跑了上万公里

下午3点半，悠悠刚跑完一趟订单，送餐箱里的5份外卖已准点送到客户家中，这是悠悠送外卖的第三个假期。

去年6月，悠悠刚考上大学。告别了高三的重压学习节奏，她反而无法适应突然闲下来的日子。悠悠生活在山东三线城市，当地的主要产业是轻工业，离家10公里内，有着大大小小的工厂和流动的工人群体。

对于悠悠来说，进工厂还是做骑手，似乎是一个不需要犹豫的选择题。“当骑手很自由，可以支配自己的工作时间，而且收入要比工厂高得多。”在这之前，悠悠在奶茶店打过零工，受够了干站一整天、操作单调重复的工种。

考虑不到一周，悠悠很快在附近的站点报了名，并且找到了一批同类，他们也都是在假期挤进外卖体系的学生。后来，悠悠打听了一下，仅仅是他们班就有三分之一的同学选择送外卖。

起初半个月，悠悠勉强维持着女大学生的“体面”，开工前，她都要花费半个多小时化妆，再用太阳帽、冰袖、防晒衣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稚气未脱的眼睛。一眼望去，悠悠是整个站点最特别的存在。

打脸来得太快。开工第一周，外卖生涯就给悠悠来了个下马威。她连续被无数陌生电话催促；因为不熟悉路况，在小区里绕了三圈都找不到目的地；为了减小差评率，面对客户的责难，悠悠只能默默忍着不说话。

找不到商家、找不到客户、无止境的沟通成了压在悠悠身上的三座大山，她的起步阶段一点也不轻松。渐渐地，悠悠卸下了所有的包袱，素颜上战场，回到家后，她对着手机地图研究站点周边小区的排列状况，非用餐高峰期，则打开英语单词app，一遍遍地和四六级单词较劲。

每月1000单，悠悠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这也是站点外卖骑手的一个分水岭，意味着她能挤进站点前50名。悠悠连续两个月保持着50名内的战绩。假期结束后，悠悠的行程距离超过一万公里，攒下了1万5的“巨额”小金库，足以撑起大学第一学期的所有开销。

王茂在送餐路上，收到了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签收完毕后，他又接着送餐。和悠悠不一样，王茂送外卖的目的纯粹是体验生活，他不会给自己定太多目标，每趟最多送三单，从未触碰过超时的警戒线。

闭关考研的那段时间，王茂杜绝了大多数娱乐活动和网络社交，他时常觉得自己活在真空中，失去了对生活的感知。他在路上碰到过不少年轻的面孔，有一次，他和一位骑手闲聊时，得知对方收到了头部985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王茂向时代财经坦言，比起放纵挥霍入学前的假期，骑手的工作反而能让自己心定下来，你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社会群体，算是接触社会的第一通道吧。

“干这一行，与学历关系不大，最重要的是情商高，会处理人际关系。”某一线城市站长向时代财经说道，每年假期，站点都会迎来一批在读大学生，但是到了第二年、第三年，就很难再看到熟悉的面孔。

7年程序员兼职跑外卖，只想换一种活法

李辉和外卖骑手的交集始于去年12月，他是郑州成人教育培训的一名老师，从当地的一所一本大学毕业已有4年，平均每个月的收入超过1万元，当时受新冠疫情影响，线下教培行业陷入停滞，李辉处于半失业状态。

除了日常开销，李辉还要支付一笔5000元的房贷，每个月的固定开销接近8000元。入不敷出的生活持续了两个月，李辉第一次觉得，生活的困境离自己那么近。

事实上，早在一年多前，李辉就动了送外卖的念头。相比K12教育，成人培训师的工作不算忙，每天6点下班后，留给李辉的是大把可支配时间。真正行动起来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正是半失业的窘迫，引爆了李辉“搞钱”的斗志。

对于自己的新身份，李辉并不藏着掖着，除了父母，他没有刻意隐瞒过其他人。在李辉看来，无论是考公老师，还是外卖骑手，都是靠自己本事吃饭，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众包骑手很自由，而且我们没有固定的社交圈子，不会有人拿异样的眼光端详你。”

于是，在夹缝中生存的李辉，渴望靠送外卖打一场翻身仗。

开工的第一天，李辉开始在社交平台上记录每天的单量和收入，当天只接了三笔订单，过了半个月李辉的订单量才有了质的突破。收入涨幅的背后是送餐各个环节的提速，因为着急送单，李辉的手机时常从兜里掉出来，屏幕碎了一大片。

今年夏天，李辉的主业工作终于恢复正常，但他不想放缓“搞钱”的速度。李辉制定了一份严格的跑单执行标准，午休时间让出2个小时，下班后跑5个小时，这样下来，他一天跑单的收益能覆盖掉至少两天的开销。

看起来，高学历人群送外卖是万般无奈的选择，但对部分人来说，兼职外卖是想“换个活法”。

2022年，程序员吴波坐上了项目主管的位置。从最初的月收入4500元到突破3万元，吴波用了7年，一路从一家不知名的小型创业公司，到最终敲开了医药上市公司的大门。

随着收入水涨船高，吴波反而有了紧迫感。虽然自己的职业生涯还处于黄金期，但是却见证了行业最后的余晖：去年年底，几乎所有大厂都在裁员、缩招，程序员不再是行走的万能药。

焦虑的情绪在公司里蔓延开来，他身边的大多数同行会悄悄接私活，靠着一个项目2-3万元的收入，增加每年的储蓄资本。

一线城市的程序员有明显的鄙视链，除非个人能力异于常人，只有985、211的毕业生才能挤进字节跳动、阿里巴巴、美团的核心岗位，普通本科生即便积累了一身本事，也很难争取到机会。吴波觉得，自己能走到这步，已经够到职业生涯的巅峰。

吴波也接过几次外包，收益很不错。但几经犹豫，他决定想换一种生活方式，拒绝上班、下班以及周末都被代码填满，选择每个月赚5000元的外卖辛苦钱。“虽然骑手是一份苦力活，但至少能让你换个环境，接触不一样的职业的人，穿梭在城市各个街巷，或许能找到一些生活的灵感。”

尝试“破解系统”，不愿意被支配

高学历的光环，让这批骑手能有意无意地避开系统设定的“坑”。北大博士陈龙，为了做学术研究，做了长达5个多月的骑手，发现平台通过数字“治理”着上百万的骑手，就像隐形的杠杆一样，高效地平衡着平台的运力和需求。

每天开工前，李辉都会祈祷自己能被系统眷顾，运气好的时候，他时常收到客户的跑腿费，只要顺路帮忙捎点东西，就能拿到一笔小费。然而，糟心的事情往往更让人印象深刻，有一次赶上送餐高峰期，李辉一口气接了7、8单，其中一单写字楼的订单，让他等了30分钟的电梯，导致剩下的订单全部超时，他只能一遍遍地给客户道歉。

从那之后，李辉不再迷信系统提供的路线。高峰期间，他会梳理接到的订单，做一遍评估，哪些商家出餐快，哪个地段送餐快，经历过电梯事件后，李辉往往把城市CBD大楼的订单放在最后。

李辉总结了一套规律：饿了么的算法不如美团极致，拿到的订单分布比较散，但是单价普遍会比美团要高一些。

让李辉受不了的是，在一路奔波的过程中，时不时挤进后台的拼单，它们往往距离现有订单收货点很近，但价格会压缩到最低。“上次连着送了四单外卖，平均价格只有2.7元，我也想拒绝这些性价比低的订单，但是拒绝了之后，骑手的个人评价会大折扣。”

跑外卖两周后，王茂发现了平台的“漏洞”。

每逢恶劣天气，后台系统会抬高骑手的跑单价格，这是所有骑手不愿意放过的赚钱机会，但也是事故高发时段，遇到小雨还能躲过一劫，真正暴风雨来临前夕，只有真正讨生活的骑手才会冲进暴雨里。

今年6月，下了好几场暴雨，王茂察觉到，系统的临时定价往往会延后一个小时，他仿佛抓住了生财之道，靠着高单价的黄金一小时，王茂一口气赚了60元，同时也避开了地滑、摔跤的风险。

送餐途中，吴波能看到一座城市明显的人流变化，甚至能最快捕捉到新消费的高地在哪里，哪个位置又开了一家网红店，年轻人追赶的下一个热点在哪里。在他看来，任何一个风口，都蕴藏着自己未来人生的可能性。

等待出餐的窗口期最为难熬，小小的外卖档口，经常挤着10来名骑手，他们扯着嗓子，不断催促着后厨的商家。吴波没有闲着，他开始留意上海所有网红门店的外卖单量。

“有几家门店一天能有400以上的销量，或许可以提前在老家开一个创业项目。”吴波把外卖生涯看作是宝贵的社会实践调研。

在各项不确定性因素堆积下，对高学历人群来说，送外卖成了一份既能维持生计又有自由时间的折中方案。大多数受访者向时代财经坦言，自己就像这一行的潜伏者，其实在等待更好的机会，他们都相信自己会挺过尴尬期，“这段送餐日子不会持续太久”。

（文中受访者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