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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在小作坊的农村女工:踩缝纫机月入千元,“不想再过这样的哑巴日子”

2022年12月07日 18:48 来源:时代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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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5点20,闹钟准时响起。这是李雁多年来的习惯,起床时间从没有晚于6点钟,睡眠时间也从没有多于6个小时。

李雁生活在河南驻马店的一个村庄里,这里已经进入冬天,气温降到零下,此时的村庄还是一片黑寂。

起床后,洗衣服、做早餐、打扫卫生、送儿子去幼儿园……忙完家里,李雁又急忙赶到自己的作坊。

作坊在村里,不大,厂房里整齐地摆放着五排缝纫机,每个工位旁都堆着不少布料。8点天刚亮,脚踩缝纫机的声音、剪刀裁布的声音、针线戳穿布料的声音……已经不绝于耳。

李雁今年36岁,15岁时离开家乡成为了一名女工,收入水涨船高令人羡慕。2012年,为了成为妈妈,完成使命,离家十年的李雁选择回到这个豫南小村庄。尝试试管婴儿的两年间,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开办纺织作坊是她唯一的退路。

这里也成了村里许多女性唯一的就业选择,高丽就是其中一个。

51岁的高丽因为婚姻出走,从甘肃来到这个豫南小村庄,生儿育女,一呆就是20年,却时刻都想着离开,“只要不再过这样的日子,咋样都中。”说着一口流利河南话的高丽,仍然是个边缘人。

这只是农村女性的一个缩影。这个群体的规模尚未有权威的统计数据支撑,学者金一红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网络提供的数据推算出,2018年估计有2.5亿拥有劳动能力的农村女性仍在乡、镇生活。

大量的工作、微薄的收入、冷漠的婚姻、生育的枷锁……这群农村女性挣扎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她们想离开,甚至离开过,但最终却因为丈夫、孩子、老人,再次选择留在乡村。

离乡

李雁和高丽,一个生于八零年代,一个生于七零年代,在同样留在豫南农村之前,她们的“前半生”有着截然不同的生命轨迹。

2002年,15岁的李雁读到初二便决定辍学外出打工。

在豫南农村,有不少像李雁这样早早辍学的女孩。辍学之后,女孩们或到社会上打工,或帮家里做事,到了结婚年纪,再嫁人生子,往往就是一辈子。

当时,李雁交了800元给劳务中介,这相当于她后来打工两个月的工资,中介带她坐上了南下的火车。“绿皮火车的硬座车厢挤得脚都挨不着地,根本不可能有座位,我自己带了个小板凳,坐了30个小时。”经过长途跋涉,李雁来到深圳,进入了电子厂。

在流水线上工作了三个月后,年纪尚小的她受不了独自在外的艰苦便回家了。几个月后,李雁再次南下,在另一个中介的介绍下进入了广州的鞋厂,呆了近一年,跟着厂里的师傅学起了缝纫的手艺。

当时,工厂没有长假,像李雁一样的“厂妹”们只有辞职才能回家过年,在家呆几个月再南下重新找工作,“很多电子厂的人每次重新找工作都不好找,因为流水线的技术含量不高,但是我会一点缝纫技术,所以纺织厂愿意要我。”在鞋厂学到的基础缝纫技术,成了李雁重新找工作的敲门砖。

第三次南下,李雁进入了广州的服装厂。大半年后,李雁从基础的流水线工序,慢慢学会做整件衣服,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能赚800元。

积累了几次南下打工的经历,李雁带着几个堂弟来到佛山,这里有珠三角规模最大的国际牛仔城,17岁的她组织起家人,在出租屋里做起牛仔服饰的散单,“旺季的时候我们会自己接一些临时的急单,工价也会高,淡季的时候我们就到牛仔厂里去打工,这样下来,一个月能赚1400多元。”

李雁很满意这样“满满当当”的工作节奏。在手机还是“奢侈品”的年代,她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手机,身边的同龄人都羡慕不已。

年少时的李雁,得益于脚下的缝纫机,一次次坐上离乡的火车,车轮滚滚向前,眼前的世界也一次次更迭。而在距离河南864公里外的甘肃平凉,在年少的高丽的世界里,唯一转动的似乎只有脚下缝纫机的转轮,她自己却囿于原地。

和李雁一样,高丽也只读到了初中。她上学晚,初中毕业时已经十七八岁,先是来到家附近的一家牛皮毡厂干活,牛皮毡是过去用于屋顶搭建的一种防水材料,挥发着有毒气体,厂里工作强度大,空气污染严重。

干了两三年,高丽便离开了厂子,找了个裁缝师傅做学徒。三年后出师,高丽开了间自己的裁缝铺,做一条裤子能挣5元、一件衬衣7元,“铺子开了三年,但只能挣点小钱。”

“我其实有个打工梦,但是从来都没出去打过工。”高丽记得,年轻时村里有女孩机缘巧合被带去广东打工,“但是当时也没人告诉我,我错过了这个机会,就在甘肃过着‘高不成低不就’的日子。”

“高不成低不就”,评价起年轻的自己,高丽总把这个词挂在嘴边,她不满自己的生活平平淡淡,激不起任何波澜。她认为,正是因为这样,“不好的人我看不上,好的人又看不上我”,直到28岁都找不到合适的“对象”。而28岁仓促结婚时,她已经没有了选择的余地。

28岁到31岁,短短三年时间里,高丽就经历了两段起起落落的婚姻,一直以来的平淡生活被搅得天翻地覆。最严重的时候,她甚至被家暴笼罩,“生下女儿不到40天,第二个丈夫就打了我两次,我实在受不了,就在一天晚上翻墙跑回家了。”女儿留在了前夫家,高丽再也没能见她,“现在她应该20多岁了”。

32岁时,高丽在一个聚会上遇见了从河南来甘肃出差的第三位丈夫,“他几乎‘死缠烂打’地追求我,把我家的门槛都快踩断了。”高丽没见过这样猛烈的追求,也招架不住,便答应了,并跟着他来到了河南,开始了异乡人的生活。

因为婚姻,高丽和河南这片中原大地牢牢捆绑,她的生活终于起了波澜。

巧合的是,这一年也是2002年,两个女人同时离开了家乡,却有着不同的原因,走向不同的岔路。

使命

殊途同归,这两个有着截然不同经历的女人,却因为同样的“使命”,命运轨迹在豫南的这个村庄交汇。

2007年,在佛山做牛仔服饰两三年后,20岁的李雁在家人的介绍下相亲结婚,对象是在浙江打工的驻马店人。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李雁便跟着他到了浙江,进入了宁波的针织厂。

在厂里5年,李雁慢慢成为一个带领三四十人的小组长,负责打样和排布流水线上的工序,年薪最高达到15万。

2012年,公司有意培养她成为中层领导,前提是要先到孟加拉国驻外三年,回国后年薪可达二三十万,还能够半价购买公司开发的房子,在这个初中辍学就在外打工的女孩眼里,这已经是她能够到的最好的生活。

李雁本已签下了出国的合同,但结婚五六年,她和丈夫还没有孩子,老家的双方父母都认为“要孩子”才是头等大事,“别人26岁时,孩子都五六岁了,而我还没有孩子,在农村人看来是不可理喻的。”

李雁自认为是已经“走出去”的人,但在这片土地上,来自世俗的强大惯性却依旧牢牢地支配着她。她试图反抗,但又不得不遵守。

和家人多次争吵后,李雁不得不放弃出国的念头,开始尝试试管婴儿。但无奈浙江、上海的费用都太贵,她只能选择回到老家。

回家后的两年时间里,李雁尝试了两次试管终于成功,但帮助受孕的激素却让原本苗条的她胖到240斤。怀孕仅8个月,女儿就早产出生,还患有新生儿肺炎和缺血性脑炎,又在保温箱里住了整整3个月,“从开始做试管,到女儿接回家,总共用了26万,花光了我们夫妻在外多年的所有积蓄。”

生活质量急剧下降,“和在外面比起来,落差不是一般的大。”女儿11个月时,身体情况逐渐稳定,李雁便把女儿托付给婆婆,又回到了浙江的纺织厂里。但这次,仅半年她就回家了,“每天都太想女儿了,费那么大劲生下来,她身体又不好,实在是不放心。”

为了生下女儿,李雁的身体留在了这里,生下女儿后,作为妈妈的她,心也留在了这里。

嫁到河南一年后,高丽也很快生下了儿子,再次成为了妈妈,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有了羁绊。

高丽的丈夫常年在外做绿化工程,仅今年就去了山东、湖北、四川等地,一般只有秋收和过年的时候才会回家。两人见不到面,几乎没什么交流,对于人生地不熟的高丽来说,就如同过上了“哑巴日子”。

“我有时候很想离开,但是又不舍得缺席孩子的成长。”儿子5岁时,高丽偷偷带着儿子跑回了甘肃,但是老家很少有适合她的工作,在建筑队待了几个月就干不下去了。丈夫来接她,她便又回了河南,几年后又生了一个女儿,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村庄。

在异乡多年,高丽似乎成了边缘人,融不进异乡,也回不了家乡,“我很痛苦,觉得好像一辈子都出不去,也回不了家了。”

未来

2012年回家后,李雁利用自己积累下来的手工技术,和朋友一起置办了几台机器,在村里租房,开始给驻马店城里的纺织厂做外包。

“一开始没想着要做多大,就想着弄点小玩意,打发时间,也补贴家用。”李雁开始只是想随便做做,而生下女儿,决定彻底留在村里后,这个“小作坊”就成了李雁唯一的退路,她决定好好把“小作坊”办起来。

纺织业是驻马店市的传统支柱产业,截至2022年,全市有129家规模以上纺织服装制鞋企业,而这些大企业背后,离不开各个乡镇的外包小作坊。

一开始,丈夫和弟弟都不支持李雁办厂,希望她好好带孩子,村里也满是注视和议论,“一个小姑娘才20多岁,能办的好吗”“每天都有这么多男的,来厂里看这看那的”……

“我宁愿多干点活,也不想受气、受约束。”李雁依然清楚地记得,刚开始时,从加工帆布包、联系货源、到拉货送货都是自己一个人,“以前的面包车很旧,也没有空调,在40度的大热天里我去拉货都只能带上女儿一起,那时候事太多,我心情总是不好,女儿也没少挨打。”

在李雁的坚持下,厂子逐渐成了村里很多女性为数不多的就业选择之一。“村里几乎都是留守妇女,每一家都是女人或者老人在家带孩子,男的出去打工”。

只要有一个人愿意来,李雁就多置办一台机器,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如今的规模,“农闲的时候,村子里的女性几乎都在这干,年轻的用机器,年纪大的剪线头,挣的虽然不多,但多少也能挣到钱,自然而然也就没有人说闲话了。”

李雁说,厂里人多的时候有八九十人,现在疫情期间,很多妈妈要在家陪孩子上网课,剩下的也有三四十个人。

高丽在李雁的厂里已经干了七八年。

在这之前,高丽除了照顾仅有的四亩庄稼地,几乎没有活干,因为是外地人,更没什么朋友,“那时候别人说话都要避着我,现在我不在乎了,但当时每天都很生气”,高丽回忆到。

围着庄稼和孩子转,是“外地媳妇”高丽在村里仅有的生活空间,在李雁的厂里工作后,总算有了几个能说上话的人。

高丽手头的活是给帆布包的边上轧上平平的走线,这道工序在李雁的厂里算最简单的,工钱在一件2毛左右。

“我干活慢,别人一天能做300多个,我一般只能做100多个。”高丽说,自己长期踩缝纫机,腿脚常常不舒服,在干活时老感到“瞌睡”,“一天只能挣个三四十,但是总比不干要好些。”

高丽早上8点到厂里,中午不回家,一直待到晚上9点,一天13个小时,几乎每天如此,一个月能挣一千多元。

这些年来,丈夫会支付两个孩子的学费、生活费,而高丽在纺织厂里一个月挣的一千多元则要负担自己的生活费、给女儿买衣服等零散的开销,有时还不得不接济在西安打工的弟弟。

“我老公不会给我一分钱,也从来不告诉我他赚了多少钱”,高丽说,自己常常捉襟见肘,甚至要找李雁借钱。李雁也理解,“她的日子太难了,可能因为她是外地人,老公怕她跑了,也怕她贴补娘家,所以不愿意给她钱。”

高丽觉得自己好像被困住了。“一辈子就这样瞎活了,没好好学习就落到了这个地步”,回忆过去,高丽恨自己只读到了初中毕业,还没来得及“见见世面”,就陷入了起起伏伏的婚姻,又来到了外乡。

现在,李雁的工厂渐渐稳定,一年下来能赚十几万,虽然比不上在外打工,但好在村里的开销不大。四年前她偶然再次怀孕,生下儿子,现在女儿8岁、儿子4岁。

前两年,她和丈夫离婚了,这段在十年前以牺牲她的自由和机遇才得以延续的婚姻,还是失败了。她也不打算再出去,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留在家,陪伴孩子的成长。

而51岁的高丽越来越想离开。这几年,丈夫对他们的婚姻持无所谓的态度,“想走就走,想离就离吧。”这让高丽更失望了,甚至觉得“这样的日子真耻辱”。她的儿子今年18岁,正在高三复读,女儿也12岁了。她想,可能再过几年,等孩子都上了大学,自己就熬出头了。

“我一把年纪了,没啥活能干,去不了哪里,身体还越来越差了。”高丽不知道自己能去哪。

“不过只要能不再过这样的哑巴日子,咋样都中。”唏嘘的是,高丽表达对离开这片土地的憧憬时,用的是最地道的河南话。

(受访者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CF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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