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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看跨境资本流动与扶贫

2019年10月16日 08:53 来源: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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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Kremer),以表彰他们在缓解全球贫困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

他们三人获得今年诺奖的主要研究领域——扶贫并非我的关注重点,迪弗洛前期研究的跨境资本流动则一直是我高度重视的主题,上世纪90年代我读研究生、博士和做博士后时对此问题相当关注,我的博士后论文题目就是《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之所以如此,又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

国际游资膨胀与金融危机频发

中国改革开放于上世纪80年代全面铺开,但全面启动未久就遭遇了席卷全球几乎所有发展中经济体和整个苏联、东欧集团的债务危机冲击,大批发展中经济体由此经济社会发展一度倒退10年、20年,然后深陷“失去的十年”乃至“失去的二十年”,许多国家的债务危机转为深重的政治危机,苏联、东欧集团以此为起点发生了政治剧变。

我于1993年考入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系攻读硕士研究生。正是在上世纪90年代,伴随着国际游资的膨胀,国际货币/金融危机频繁爆发。根据巴里·艾肯格林(BarryEichengreen)和迈克尔·博多(MichaelBordo)在2001年完成的一项研究,当时随机挑出一个国家,其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比1973年时高1倍。而且,90年代新兴市场大规模私人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世界银行1998/1999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选择了21个至少两年中每年资本内流占GDP比例平均在2%以上的国家,发现在1976~1996年出现了27次资本大规模内流,其中17次出现了20场银行危机、货币危机或者双重危机,还有1次濒临危机。此后,新兴市场又先后爆发了1998年俄罗斯危机、1999年巴西雷亚尔危机。

进入21世纪不久,新兴市场就爆发了2001年土耳其危机和2002年年初的阿根廷危机,这场阿根廷危机又先后席卷乌拉圭、巴西、秘鲁、墨西哥、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等国。在拉美素以金融体系健全、经济政策稳健而著称的智利也未能幸免,不得不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美国救援,致使IMF救援金额一度创造了该组织救援金额的历史纪录。在那之后,从次贷危机到今年的土耳其货币金融危机,货币金融危机也一再爆发。

在短期国际游资冲击下频繁发作的金融危机不仅令当事国创巨痛深,而且波及全球。仅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使1998年世界GDP增长率下降了1个百分点,全球失业人数增加1000万。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我从攻读硕士研究生起就注意到了国际游资与金融危机问题,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时离开人民银行攻读博士,由此更对国际游资与金融危机给予高度关注。选择“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作为博士后研究选题,实属顺理成章。

在这个领域,迪弗洛前期与吉列尔莫·卡尔沃(GuillermoCalvo)等人关于国际资本流动的一些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他们较早提出了外部经济环境和利率对国际资本流动及其突然中止、逆转的影响,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东道国国内政策的影响。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之上,这方面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

长期以来,西方机构投资者通常将新兴市场投资视为边际投资,当主流投资组合收益率不高时,可以用新兴市场投资来加以补充。因此,新兴市场组合投资对国际利率变动一向敏感,西方成熟市场母国利率些许变动,就可能导致跨境资本流量和方向发生重大变化。一旦母国利率提高,新兴市场组合投资就可能大规模回流。

上世纪90年代初新兴市场组合投资迅速增长,与当时主要西方国家低利率有关;1994年初美国联储连续提高利率,导致新兴市场组合投资回流,难辞触发当年年底墨西哥危机之咎。即使在90年代之前,银行信贷而不是组合投资作为对发展中国家主要投资方式,成熟市场基准利率变动对资本流量和流向的影响也同样至关重要。80年代初期发展中国家爆发债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便是由于美联储奉行强硬紧缩货币政策的“沃尔克冲击”点燃了导火索。当时日本大藏省曾计算,认为如果美国利率下降1个百分点,拉丁美洲债务负担每年就能减少40亿美元。

次贷危机和美欧中央银行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近10年来,这一机制仍然一再体现。每次美联储放出退出量化宽松、加息等收紧货币政策的风声,或是采取实际行动,总能在印度、俄罗斯、拉美等众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引发金融市场连续震荡。

就总体而言,利率变动导致国际资本流动方向大规模逆转,内生流动性机制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传染。这些机制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我相信跨境资本流动和金融危机传染在这两年还会显示出重大现实意义。

要警惕过度扶贫

在扶贫方面,作为中国学人,我并不膜拜这三位诺奖得主的成就。毕竟,我始终认为,经济学是“经世济民之学”,而中国减贫的实践成就举世无双。

且不说新中国如何摆脱了建国初期的“一穷二白”,单是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标准”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约2.5亿,贫困发生率30.7%,到改行“2008年标准”前夕的2007年,“1978年标准”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就锐减至1479万,贫困发生率1.6%。

按“2008年标准”,2008年农村贫困人口4007万,贫困发生率4.2%,到2010年上述数字已经分别下降至2688万和2.8%。

按“2010年标准”,即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2010年农村贫困人口16567万,贫困发生率17.2%;到2018年,上述数字已经分别下降到1660万和1.7%。

正是基于上述成就,我发自内心地认为,论用实验方法对减贫的贡献,中国做出了伟大的减贫实践,也需要中国学者们作出系统、全面、深刻的理论总结。

与此同时,我们的脱贫成就要想持久,需要在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之上及时、稳妥调整转型,特别是要调整压缩扶贫中的转移支付成分。因为包括扶贫在内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都是一分为二的,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过度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实施时间过长,都会严重削弱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动力,甚至埋下潜在的社会动荡祸根。

在微观层次,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首要问题是造成了“动力真空”问题。对于中低收入群体而言,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缓解、消除了所谓“饥饿纪律”这个驱使人们提高工作效率的最大动力的压迫,而新的动力又未产生,劳动纪律懈怠、工作积极性衰减的现象随之蔓延。在西方,享受全面社会保障的第一代人经历了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艰难岁月,他们身上此种问题表现得还不是十分明显,但到战后“丰裕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全面取代老一代人之后,这个问题就日益显著,至今已经难以收拾了。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对各类转移支付投入越来越多,起初享受这些福利保障的人多数经历过物质匮乏时代,养成了奋斗习惯,“动力真空”问题尚不甚明显,但至今二三十年下来,懒汉现象已经不可忽视,如不能及时扭转,未来完全有可能泛滥不可收拾。

国民勤奋是我们这个国家最可贵、最令人自豪的资产,但对于工作动力已经超越了“饥饿纪律”压迫层次的我国众多劳动者而言,过度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副产品——较高税负必将重创他们可贵的工作积极性。因为包括扶贫在内,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支出归根结底来自就业者当前和未来的税收,这部分支出过度膨胀,结果必然是税收过重;在战后西方财政税收格局变化的趋势下,尤其突出表现为所得税过重,欧美战后数十年来中等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尤重。欧洲难民危机潜藏着可能颠覆其社会的风险,而这一危机之所以爆发,很大程度上缘于欧洲过度慷慨的社会福利。我们要以此为鉴。

从经济与财力增长前景来看,继续大包大揽式的扶贫也注定难乎为继。扶贫支出分布在多个财政科目中,其中直接用于个人的支出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目,还有在基础设施、教育等领域的扶贫支出体现在其他财政支出项目。仅就“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一个项目而言,我们就可以看到该领域财政经济负担正在快速加重:

2008年,国家财政支出总额62592.66亿元,占GDP总量的19.76%;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目为6804.29亿元,占财政支出总额的10.87%、GDP的2.15%。

2018年,国家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额220906.1亿元,占GDP总量的24.5%,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目为27084.1亿元,占财政支出总额12.26%、GDP总量(900309.5亿元)的3.01%。

财政支出总额和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已经如此之高,前些年社会支出高速增长带来的地区、群体矛盾怨言不算太多,重要原因是当时经济和财政收入都在高速增长,增量再分配引起的矛盾相对较少;但现在经济和财政收入增长都已经出现减速,而相当一部分接受援助的个人和地区胃口已经被大大吊高,由此引发的地区、群体矛盾正在浮现。

非贫困地区对贫困个人的扶助要首重扶志,大规模接受援助的地区更需要重视过度福利的副作用。之所以要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有的受援助地区某些福利项目已经超过了作为援助方的国内最发达省份、一线城市。有的省区严重依赖援助,却实行了全民免费体检,而京沪穗深四大一线城市还没有一个地方做到……诸如此类的对比,颠覆正常价值观,可能引发矛盾。

同时,这些地方政府希望承接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但依赖援助人为实施如此之高的福利项目,抬高了当地人力成本和物价,又没有区位优势,还能建立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吗?任何善意的初衷都无法颠覆客观经济规律,中国的区域扶贫援助政策要汲取前南斯拉夫科索沃的教训。

预计今年年底90%以上贫困县将实现摘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或许是我们适时调整的时间窗口。

对于投资者而言,在判断一个地方商业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前景时,可以把该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对扶贫、援助等问题的认识作为一项重要指标,向后发地区产业转移时这项指标尤其有价值。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责编:黄宾
(责任编辑:任宪奎 CF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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