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制药业，为何正在被“掏空”？

图源：豆包

出生在欧洲的大药企们，正在对这片市场失去耐心。

罗氏暂停未来在德国的新投资决策、勃林格殷格翰取消9亿欧元的德国计划投资，赛诺菲暂停在英国的投资计划……几家欧洲制药业的代表企业，或早或晚地在近两年收紧了家门口的投入。

到了欧洲之外，它们却在积极寻找花钱的机会。

美国各州正在争抢药企的新工厂。据Endpoints报道，仅美国弗吉尼亚州，就获得了至少126亿美元的制造项目承诺。地方政府拿出资金、安排人才培训，争取把药企的投资计划变成当地的生产线和岗位。

中国企业则频繁出现在欧洲药企的合作公告中。GSK牵手恒瑞，阿斯利康加码石药，罗氏与翰森再次合作……协议从单个产品授权，延伸到多个项目、技术平台和早期研发。中国伙伴正在愈发频繁和深度地参与这些巨头下一代新药的开发。

欧洲的尴尬在于，企业总部仍在，全球业务也可以继续增长，但新的实验室、生产线和研发任务，未必留在本土。

一家药企走向全球，原本是它的故乡值得骄傲的事。但如果它在海外不断加码，在家门口却越来越谨慎，欧洲还能只为企业的成功高兴吗？美国和中国都在争取这些巨头下一轮的投入，欧洲自己又做了什么，让它们开始对本土投资失去耐心？

下一座工厂和下一款新药

欧洲药企的新工厂会建在哪里，美国弗吉尼亚州已经给出了一个答案。

阿斯利康计划投入45亿美元，在当地建设新制造基地，用于生产体重管理、代谢疾病及ADC等药物。按照规划，基地将创造约600个技术岗位，建设期间还将提供约3000个岗位。这是阿斯利康2025年宣布的美国500亿美元研发与制造投资计划的一部分。

争取这样的项目，地方政府也舍得投入。据Endpoints报道，阿斯利康有资格获得约1.913亿美元的弗吉尼亚州政府激励。此外，礼来、默沙东和阿斯利康还共同承诺，为当地的制造人才培训中心投入1.2亿美元。新工厂需要什么样的工人，企业和当地已经开始一起准备。

美国得到的还有研究中心。诺华今年2月为圣迭戈的新生物医学研究中心破土动工，该项目属于其230亿美元美国投资计划。罗氏2025年宣布的五年500亿美元美国投资计划，同样覆盖研发与制造。

虽然这些巨额承诺全部兑现，仍需数年。但随着厂址确定、部分项目开工，美国正在把药企的投资意向变成建设项目。当然，不能否认欧洲药企加码美国，也有应对关税威胁、减少跨境供应不确定性的考虑。在美国生产，既为了靠近市场，也为了降低未来进入这个市场时可能付出的代价。

中国吸引欧洲药企的故事，则更多从一款新药开始。

10月19日，罗氏与翰森公布新一轮ADC合作，覆盖两个临床前项目，以及利用翰森技术平台、围绕罗氏提出的靶点开发的其他项目。翰森将承担早期开发，直至完成全球Ⅰa期试验。

GSK与恒瑞2025年达成的合作，包含一款PDE3/4抑制剂和最多11个额外项目。恒瑞负责将这些额外项目推进至Ⅰ期临床完成，GSK在约定阶段拥有进一步开发和商业化的选择权。协议首付款合计5亿美元，未来约120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则以所有项目行权、全部目标实现为前提。

这样的合作模式下，中国企业有机会持续承担研发任务。GSK可以在研究推进后选择值得继续投入的项目，恒瑞则有机会把更多早期研究送进跨国药企的管线。

阿斯利康与石药今年1月公布的合作，也有类似分工。协议涉及八个体重管理相关项目，由石药推进至Ⅰ期完成，此后由阿斯利康承担约定区域的进一步开发与商业化。协议首付款12亿美元，还涉及石药的AI分子设计能力和每月一次给药的平台技术。

签下合作协议之外，欧洲药企也在中国建设自己的研发和生产设施。阿斯利康今年1月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中国投资150亿美元，扩大药品制造和研发。

10月12日，勃林格殷格翰设在上海张江的中国研发中心正式落成，进一步拓展在华早期临床开发能力。早期医学、外部创新、药物开发、临床药理与非临床安全科学等团队将在这里协作。公司还计划推动中国参与所有概念验证前的临床开发项目，让中国团队更早参与全球新药研发，并继续寻找本土授权引进和合作机会。

拜耳也把寻找中国创新的工作做到了中国本土。2025年11月，其亦庄开放创新中心启用，Co.Lab共创平台同日宣布落户北京。通过孵化初创企业、对接科研和临床机构，拜耳可以持续接触中国的早期研究与创业团队。

对中国企业和研发团队来说，合作的价值也开始体现在签约之后。持续承担研究、参与全球项目，以及在本地建设研发和生产设施，让中国创新有机会获得一笔首付款之外的长期收益。

对欧洲来说，“危机”正在发生。诞生于欧洲的药企不必迁走总部，也可以把下一批研发任务、新招的团队和新增产能放在其他更合适的地方。即使巨头们的业绩继续增长，本土也未必能分享到相应的投资和就业。

而在欧洲需要争取这些新投入的时候，一些国家的支付和准入政策，却让药企更难决定继续在家门口投钱。

欧洲也在把药企往外推

药企对欧洲本土市场的不满，首先来自新药上市后能获得多少回报。

德国今年7月通过的法律规定，2027年起，专利药适用的法定制造商返利比例将从7%提高至合计15.5%。政府希望借此稳定法定医疗保险的财务状况，药企则需要从药品销售中返还更多的钱。

这一政策的变化，既会影响企业当下的产品销售的利润，也会影响企业后续的投资决策。一座新工厂、一间新实验室需要运行很多年，企业决定开建前，必须判断未来的收入能否支撑投入。如果这个判断变了，项目就可能延期、缩水，甚至被取消。

今年6月，礼来首席执行官David Ricks表示，要把原计划23亿欧元的德国投资削减一半。同月，勃林格殷格翰取消了2027年至2030年总计9亿欧元的德国计划投入，涉及基础设施扩建和新实验室。两家公司都将德国医疗支出削减方案列为原因。

10月19日，罗氏德国负责人Daniel Steiners关于暂停未来德国新投资决策的表态，再次引发关注。公司称，暂停始于今年夏天，已经承诺的重大项目仍将继续。罗氏批评德国依赖短期削减支出，进一步加重制药业负担，损害了企业对长期投资环境的信任。

不只是德国，围绕英国的支付政策，也出现过类似争论。

赛诺菲2025年向英国议会提交书面证据时，将药品价格、销售额返还安排和新药准入限制，与在英国投资及临床试验的收缩联系起来。同年9月，公司暂停在英国重大投资计划的消息受到关注。它传递的担忧是：即使科研基础很好，如果新药难以获得合理回报，也很难持续吸引投入。

对这些企业来说，新药获批只是其中一步。医疗体系是否愿意支付、患者能不能用上、扣除返还后还能留下多少收入，都会影响下一笔预算的流向。德国和英国拥有深厚的科研、制造基础，但本土项目同样要与企业在其他国家的项目竞争资金。

这样的不满，已经促使欧洲药企共同发声。9月22日，来自阿斯利康、罗氏、诺华等九家欧洲药企的董事长、股东委员会主席等负责人发表联名信，要求欧洲改善创新药投入和发展环境。信中援引数据称，欧洲占全球医药研发的份额，已从1990年的43%降至31%。

这份警报背后，还有更长时间积累的压力。IQVIA公布的研究显示，欧洲经济区在全球商业性临床试验中的份额，从2013年的22%降至2023年的12%；而2023年，中国市场的份额为18%。研究也指出，监管与资金环境、跨国试验启动和实施的难度，都在影响欧洲对临床研究的吸引力。

因此，欧洲需要解决的问题，既涉及新药卖出去后能获得多少回报，也涉及一个研究项目能否顺利启动。如果企业持续把新项目放到别处，本土医院参与新疗法开发、研究团队积累经验的机会，也会受到影响。

怎样才能让药企重新愿意投入？一些国家已经在调整政策，试图减少企业的顾虑。

德国9月提交的本土业务豁免专家方案，拟根据企业在当地的研发、投资、生产和就业情况，减免部分或全部额外返利。政府希望用这样的减免，降低企业继续在本土投入的负担。这项安排仍待立法落实。

好消息是，数十年来累计的产业基础，也仍然能争取到新项目。10月19日，与罗氏暂停投资的消息被广泛报道同一天，赛诺菲为法兰克福的新胰岛素制造设施举行了动工仪式。项目最初于2024年宣布，计划在取得全部许可后于2032年实现全面生产；今年9月，欧盟委员会批准了德国各级政府对项目的公共支持。

英国的调整则已实施。2026年，品牌药自愿定价准入及增长计划（VPAG）下，适用于较新药品合资格销售额的主要返还比例，从2025年的22.9%降至14.5%。NICE也从今年4月起提高成本效果评价门槛，使医疗体系可以为同等健康收益接受更高的治疗成本。

同在4月，阿斯利康宣布在英国投资3亿英镑，完成剑桥园区的相关建筑，并在麦克尔斯菲尔德建设新实验室。公司明确肯定了英美药品协议对增加新药支出和改善患者可及性的作用。

至少从这些决定来看，改善新药的支付和使用条件，仍然能成为企业追加投入的理由。

欧洲积累多年的工艺、人才和供应链，仍然能吸引新项目。赛诺菲继续在德国建厂，阿斯利康也愿意在英国追加投入，这些决定都说明，欧洲还有机会用具体的政策和支持，让企业继续投资。

欧洲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总部仍在、老工厂照常运转，下一轮扩建和研发任务却越来越多地落在海外。巨头们继续成长，本土得到的新增投入却可能越来越少。想改变这种“留得住人，留不住心”的局面，最终还是要回到新药开发、进入市场并获得回报的逻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