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围城下的全球药企变局

2025年4月2日，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对进口药品加征10%关税，但抗癌药、胰岛素等关键医疗物资被豁免。

这一政策看似“网开一面”，实则暗藏玄机——原料药中间体的关税壁垒仍构成致命威胁。以丹麦诺和诺德为例，其明星减肥药司美格鲁肽生产所需的关键中间体依赖中国进口，叠加既有税率后成本将攀升约近四分之一。

这种“选择性豁免”策略迫使跨国药企陷入两难：要么承受成本压力，要么加速供应链转移。

正如Redburn Atlantic分析师贝克所言：“当美国政府成为最大买单者时，关税最终将转化为纳税人的负担。”

药企不得不重构供应链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虽将药品制剂排除在加税清单外，但原料药中间体的关税壁垒仍构成致命威胁。美国市场90%的活性药物成分（API）依赖进口，其中60%来自中国，这种深度依赖使得任何关税调整都可能引发“连带效应”。

美国药品研究与制造商协会（PhRMA）推动国会通过《医药供应链安全法案》，要求对“关键API”永久豁免。该法案的游说文件中明确提到：“若不采取行动，美国患者将面临药品短缺和价格飙升的双重危机。”

2月20日，在特朗普表示可能对制药进口产品征收25%的关税，欧洲制药工业联合会（EFPIA）的一位发言人对可能的关税调整政策非常审慎的回应：“只有在此事实际发生时，我们才会发表意见，而不会进行推测。”

审慎回应足以见得态度谨慎。事实上关税政策对欧洲及全球药企供应链的影响是中长期的。

面对关税压力，全球药企掀起供应链重构浪潮。礼来宣布未来5年投资270亿美元在美国新建4座工厂，强生追加550亿美元扩建生物药产能，但新建符合FDA标准的工厂需5-10年，单个成本超20亿美元，中小型企业难以承受。日本药企则选择“中国+1”策略，SK生物制药在美国、法国建立双生产基地，以分散风险。

在这样的背景下，技术革新或成为药企破局关键。

政策、市场与技术的博弈

美国的“产业回归”战略面临结构性困境。本土生物工艺工程师缺口达12万人，企业需支付薪资溢价吸引印度、中国人才。尽管辉瑞、默沙东加速扩产，但中小型企业因成本压力被迫退出市场。

以美国中小型生物技术公司为例，其平均研发成本比跨国药企高出近一半，关税政策进一步压缩了它们的生存空间。

欧盟成员国对“关键药品”定义不一——德国坚持将胰岛素列为战略物资，法国则聚焦罕见病药物，政策协同效应有限。

中国药企则以“技术+市场”双轨策略突围。恒瑞医药通过AI加速研发（2024年研发费用82.28亿元），同时加速创新药的出海速度（2024年海外收入7.16亿元，同比增长16.07%）。药明生物通过连续生产工艺提升产能效率，同时也加速国际化产研布局。

而政策不确定性仍是最大变数。

美国中期选举可能推翻现有关税政策，导致药企投资打水漂。若民主党在2026年重掌国会，可能推动《生物安全法案》立法，进一步限制中国药企参与美国供应链。中国已就原料药关税向WTO提起诉讼，若胜诉将迫使美国修改301条款。技术标准争夺同样关键——欧盟拟推“医药碳关税”，对高碳足迹药品加征额外税费。

据沙利文分析报告，2025年小分子CDMO市场规模预计达1243亿美元，而中国市场占比约20%。

在生物药CDMO板块，受ADC、细胞治疗等驱动，增速则会更快，但区域性服务商（如三星生物、Catalent）仍以欧美为主导。

关税壁垒，使得药企加速技术变革，未来医药各板块受不确定的关税政策影响有多大，目前还是未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中短期药企会加大对创新药研发和生产环节技术专利的侧重。

毫无疑问，这场特朗普引发的关税风暴正在改写全医药行业的生存逻辑。无论是药企供应链的偏移，还是自研创新药的布局，政策的每一次变动都对应着药企的每个措施，正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重构着药企新格局。(责任编辑：zx0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