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黄仁勋：为何中国没有英伟达？

英伟达（NVIDIA）又一次上了媒体头条。上周五（4月19日），英伟达股价暴跌10%，这是继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一天之内市值蒸发2100亿美元，相当于跌没了2.6个OpenAI。

作为“一年十倍股”，英伟达无疑是人工智能时代最大的宠儿，OpenAI负责赚台前的利润，它负责赚幕后的利润。各大AI公司不论开发大模型成功与否，不论技术开源与否，甚至不论最终死活，只要踏足这个行业，就要买英伟达的芯片。英伟达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那个守在金矿入口处卖铲子的人：不管能不能挖到金矿，铲子总得买一把吧？

2016年英伟达捐赠给OpenAI一台全球首款一体化深度学习超级计算机DGX-1，成为了OpenAI初期的重要转折点；今天，英伟达的GPU产品占据了人工智能算力市场90%以上的份额，其GPU产品的利润率高达1000%，可能是世界上最赚钱的合法生意。

英伟达的崛起，是一场“计划外”的技术革命。今天统治着人工智能产业的GPU，前身不过是小小的显卡，一个主要为电子游戏产业服务的小玩意儿。

创立英伟达，源于对妻子的承诺

提到英伟达，就不能不提黄仁勋。外号“老黄”的黄仁勋是硅谷任职最长的CEO，执掌英伟达30年足以当得起这个“老”字。除了硅谷资深的骨灰级玩家身份外，老黄穿皮衣、秀纹身、口无遮拦的“非主流”人设，更让人印象深刻。其实，和所有的人设一样，真真假假，多少有些刻意营销之嫌。

比如老黄童年的“少管所”经历。黄仁勋1963年生于中国台湾的台南市，早年随父母赴泰国生活。9岁时他和哥哥一起，被送到美国的舅舅身边接受“美式教育”，却落入了问题少年扎堆的乡村寄宿学校，老黄说这所学校更像是“少管所”。这段“非主流生活”，老黄自己津津乐道，媒体更是积极传播。

其实，黄仁勋在那个肯塔基乡下学校只待了两年，此后的人生和硅谷华人技术精英的成长路线别无二致：在正规学校当学霸，以天才之姿进常春藤名校，毕业后进入硅谷高科技企业，一路顺风顺水，毫无波澜。

1984年，走出校门的黄仁勋进入了芯片企业AMD公司，成为一名芯片设计工程师。当时的AMD专攻CPU芯片，是英特尔的竞争对手之一。二十年后，黄仁勋还会和这个“老东家”演绎分分合合的恩怨情仇。

1985年，黄仁勋跳槽偏向于图形处理的芯片商巨积（LSI Logi），任职数年，收获颇丰。干了两年芯片设计师的老本行，深度接触图形处理芯片技术后，黄仁勋主动申请调至销售部。硅谷的华人科技精英有性格内向、擅长技术不擅长与人打交道的刻板印象，黄的这一调职申请确实显得有些“另类”。

黄仁勋在回顾往事时这样评价自己的选择，“从工程部转到销售部，这是我曾经作出的最佳职业选择，我逐渐学会了产品的设计开发如何与市场结合。因为我意识到，消费者并不关心你从哪家商学院毕业，他们只关心一件事，你的产品对他有什么好处。”很快，黄仁勋就以优秀的销售业绩，证明了自己的才能，晋升业务部主任，后又升任“系统集成芯片”总负责人。

这个“系统集成芯片”大有讲究。八十年代后期，随着计算机应用的日益广泛，图形处理的市场需求增长，图形处理的科技路线出现了分化。一条技术路线是系统集成，即CPU芯片集成图形处理功能，CPU芯片绝对霸主英特尔就是系统集成路线的代表。

当时CPU代表了计算机的核心算力，图形处理再重要也只是个附加功能，所以英特尔等CPU大厂并没有大力投入自研，而是找供应商买现成的做系统集成，LSI Logi就是其中之一。也就是说，黄仁勋执掌的“系统集成芯片”业务部门，是个伺候“大甲方”、兼具市场和技术的跨界部门，很适合既懂技术又懂市场的老黄。

但是，黄仁勋并没有选择企业高管的舒适区，他以敏锐的市场感觉，选择了另一条技术路线——开发独立显卡。他会在这条道路上狂奔30年，最终做成了硅谷的“最牛乙方”。

1992年，黄仁勋辞去了巨积的职务。选择这一年正式创业，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取得了斯坦福的硕士学位，学业有成放手一搏；其二是他和妻子承诺“三十岁拥有自己的公司”，到了兑现诺言的时候了。

1993年初，黄仁勋和两个好友拼拼凑凑攒了14万美元，组建了自家的公司。创业地点是在一家老黄早年打工的连锁快餐店，直到他们注意到窗上的弹孔，才意识到高速公路边上的快餐店不适合当办公室。

这套“车库创业”式的励志故事是硅谷早期创业的标准模版，九十年代初是科技群雄起于草莽的时代，很多年轻的硅谷创业者都有相似的经历，倒也算不上有多少特色。

比起硅谷精英人设标配的“车库创业”经历，更值得玩味的是公司的命名——NVIDIA。这个生涩的单词源于拉丁语Invidia，意为“嫉妒”。用这个“坏词”命名自家公司，的确体现了这家初创企业的反叛精神。但这也算不上特立独行，硅谷科技精英在命名自家产品和公司时整活儿，算是基本的才艺秀。

“嫉妒”更多地反映了当时图形处理芯片技术高度“内卷”的紧张状态。黄仁勋后来回忆说，当时显卡行业已经有了250家同行，卷的不行。之所以这么“卷”，是因为与CPU这样的高端芯片技术相比，图形处理芯片的技术门槛和资金门槛都要低得多，吸引了很多新手进场搏一搏。用我们最熟悉的话语来形容，九十年代的显卡创业是“乱相丛生”、“无序扩张”。新生的NVIDIA也是诸多“乱相”之一。

1993年，黄仁勋在他三十岁生日时入驻新公司的办公室，实现了对妻子的诺言。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浪漫，是老黄诸多人设中最亮眼的一笔。但是，创业终归是门生意，情怀满满也不能改变市场竞争的残酷现实，黄仁勋的创业之路异常坎坷。

老黄能屈能伸，该低头时就低头

经过两年的准备，1995年英伟达推出了第一款显卡产品NV1。英伟达的“首秀”没有天命之子的出道即巅峰，而是一步错步步错的连续踩坑，很快就陷入了破产边缘的窘境。

平心而论，NV1是一款诚意满满、颇有卖点的野心之作。在技术路线上，NV1整合了3D和2D的图形处理功能，理念超前。在市场方向上，老黄精准地锁定了图形处理需求的主要客户——游戏厂商，诚意满满地把声卡和手柄控制单元集成进了NV1。但是，这样大而全的功能配置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成本。NV1售价399美元，是同类产品的两倍。更为致命的是，NV1采用了小众的四边形成像技术，兼容性很差。

又贵又小众的产品，即使性能卓越，也无法赢得主流市场。NV1在商业上并未取得成功。值得庆幸的是，专门为游戏机厂商服务的功能设置赢得了大洋彼岸的知音。大名鼎鼎的日本游戏业巨头世嘉（SEGA），成了英伟达第一个“命中贵人”，世嘉的格斗类游戏VR战士成为NV1上的首款3D游戏，更是投资700万美元作为研发NV2的定金。这笔定金足够“包养”英伟达好几年。只要英伟达在“包养”期间成功推出NV2，就能和世嘉新一代游戏机百年好合，从此幸福地生活。

然而，故事并没有按照王子和公主的童话剧本展开。700万美金的雪中送炭还没有捂热，英伟达就迎来了宿命之敌3Dfx。“嫉妒”一语成谶，显卡时代天命之子、一代传奇3Dfx让英伟达“嫉妒”很久。

3Dfx创立于1994年，比英伟达小一岁。迟到一年和强烈的主角光环相比，无足轻重。3Dfx的四位创始人背后是多家图形处理技术公司，技术底蕴雄厚。100万美元的初始投资，在门槛不高的显卡初创企业中可算是“含着金钥匙出生”。有钱有技术的3Dfx出手不凡，1995年底推出的第一款产品Voodoo，以其强大的性能，被誉为第一款真正意义的3D图形加速器。

当时方兴未艾的3D游戏，一夜之间就有了“两个版本”，一个是没有Voodoo的低配版，另一个则是有了Voodoo的顶配版。如此明显的性能差异，市场选择毫无悬念。仅仅用了一年时间，Voodoo的市场占有率就达到了85%，大有一统显卡市场之势。强敌横空出世，直接导致英伟达的NV2腹死胎中，已经生产的十几万张NV2显卡报废了。

NV2的彻底失败，也有自身的因素。英伟达固执地坚持兼容性和性能表现都不好的四边形成像技术，惹怒了世嘉。1997年世嘉宣布和3Dfx合作新一代主机的开发，英伟达成了最大的输家，几乎到了破产的边缘。好在世嘉公司没有立即收回700万美元的开发定金，给黄仁勋留下了力挽狂澜的机会。

老黄的应对之策是向世嘉CEO入交昭一郎坦诚沟通，后来他在台大演讲时回忆那次生死攸关的沟通时说“面对我们的错误，以谦卑的态度求助”。最终入交昭一郎同意了他的请求，世嘉同意不收回之前的投入，给英伟达开发下一代产品的时间。

入交昭一郎“放过”英伟达的决定，老黄坦诚沟通的“感情牌”无疑是有作用的。但是，商场如战场，涉及700万美元的重大决定，纯粹因为“感情牌”的奇迹也很难令人信服。世嘉应该还有更深层次的商业考虑。

首先，3Dfx以业界新星的强势姿态出道，迅速形成压倒性的垄断优势。为了避免这种垄断优势的扩大，扶持其竞争对手是明智的选择。其次，Voodoo虽然性能优异，却也价格昂贵。因为Voodoo没有集成2D功能，新一代游戏主机还需另配2D图形处理器。英伟达的NV1一开始就集成了“3+2”功能，有改善性价比的技术空间，值得“放他一马”。

此外，3Dfx出道即巅峰，明星气质十足，行事风格颇为霸道，世嘉和3Dfx之间的合作基础并不稳固。实际上，世嘉后来确实放弃了3Dfx，而是和日本的NEC合作开发了新一代主机。

市场竞争，赢家通吃，但是市场天然排斥垄断，这给了英伟达起死回生的机会。

其实，黄仁勋也没有把宝全部压在“感情牌”上。和世嘉成功沟通后，他主动联系了台积电老总张忠谋，以后辈的谦逊姿态，成为这位半导体产业大佬、台商大前辈的小朋友。今天号称“最强硬的乙方”、和英特尔、苹果、AMD、ATI等巨头“打成一片”、经常把“不和解”挂在嘴边的霸道总裁黄仁勋，当年也是能屈能伸、放低姿态的老黄。

人设当然不是虚构的，但人设并不是全部真相。

显卡大战：营销大师，擅长“阉割”

经历了NV1、NV2失败的劫后余生，黄仁勋的经营理念走向成熟。英伟达走上了市场需求优先、拥抱主流标准的务实路线。

1997年4月， Nvidia正式推出了第三代产品NV3即Riva 128。这款产品果断抛弃了四边形技术，成为全球首款支持硬件三角形引擎的128bit 3D图形处理芯片。同时继续发挥“3+2”的初始特长，把性价比路线贯彻到底。单以3D性能衡量，Riva 128比不过专攻3D技术的Voodoo。

但是，胜在200美元搞定一切的性价比——花300多美元装了Voodoo，还得另外买块2D芯片，否则连windows也进不去。一百多美元的差价，对PC厂商、游戏机厂家和众多平民玩家无疑是有吸引力的。Riva 128因此大卖，一年出货100多万张，英伟达这才真正搭上了3D游戏热的风口。

不过，即便有了“百万加”的销售业绩，英伟达依然并没有追上3Dfx的脚步。1997年11月，3Dfx推出了Voodoo2，再次以高超的3D性能碾压竞争对手，成为高端玩家的首选。而且，Voodoo2还开创性地采用了SLI技术，实现了两块显卡串接发挥极致3D处理能力。这一技术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业界的高度重视。

毕竟Voodoo2太贵了，装一块都是奢侈品，串两块的极致体验只属于少数顶尖玩家，这样的技术曲高和寡。直到多年后SLI成了多重GPU技术的起点，成为英伟达的制胜法宝。

Voodooo2的性能碾压，迫使英伟达再次升级。英伟达针对性地推出了Riva TNT系列，这款以TNT炸药命名的产品就是为了“炸”Voodoo2而诞生的。TNT较前代增加了一根像素管线，支持32位色深，理论上达到了VooDoo2的两倍。然而，TNT的实际表现不尽如人意，高功耗和高温的缺点是真的有点“炸”。老黄的处理方式非常简洁——降频，最初这是不得已的技术处理方案，后来竟成了N家的“传统技能”，隔三差五表演一回。

标准的流程是新品发布的性能指标爆表，吸引市场注意力，出现高功耗、高温的问题后降频处理，推出系列的“阉割品”，即实际使用的性能表现打点折扣，反正是能用的。后来英伟达推出的“核弹芯片”、“风扇芯片”，都如法炮制，阉割得相当精准。

这种营销实用主义的极致操作，为老黄赢得了另一个广为人知的绰号“皮衣刀客”。这个绰号很酷，却是揶揄的成分居多。

不管怎么揶揄老黄，Riva TNT系列毕竟给出了平替Voodoo2的选择，就算是降频处理，32位色深加持之下的性价比是真“香”。后来推出的TNT2系列，性能表现更上一层楼，系列中的高端产品性能表现不输Voodoo2。

英伟达和3Dfx的产品针锋相对，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竞争看上去还将持续很久，结局却提前到来——3Dfx倒下了。转折点是1999年3Dfx发布的VooDoo3，依旧是16位色彩渲染，看上去像是VooDoo2套了个马甲。玩家们倍感失望，3Dfx的显卡江山丢失了大半，只剩下死忠粉坚守的高端市场。

3Dfx并没有从这次失败中清醒过来，在脱离市场的“作死”道路上越走越远。

1999年初3Dfx收购板卡制造厂STB，这是一石二鸟的“阳谋”，打击对手，壮大自己。STB是英伟达的主要合作伙伴之一，3Dfx的收购有挖竞争对手墙脚的用意。而且，通过这次收购，3Dfx从“无厂芯片制造商”升级为“捧牢自家饭碗”的自产自销，增加了在市场博弈中的话语权。但是，这次理论上的“成功的收购”，引发了一系列的严重后遗症。

STB此前从未和3Dfx有过业务交集，收购之后的磨合异常困难。与此同时，为了保证“自家的饭碗”优先，曾经为3Dfx打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的第三方制造商纷纷被收回授权、扫地出门，受害者包括华硕、帝盟、技嘉等行业巨头。这些被抛弃的老伙计大部分都被英伟达收入麾下。最终的结果不是3Dfx成功“偷家”，而是英伟达成功“换家”。产能大增，降低成本、产品多元化的能力更强了。

1999年下半年，英伟达推出划时代的产品GeForce 256，敲响了3dfx的丧钟。GeForce 256的设计概念，早在1996年就已经公诸于世，当时就引起了震动业界旋风。3Dfx在Voodoo3之后的产品研发，都有针对GeForce 256的竞争意识。然而，Voodoo4性能太差，Voodoo5价格太高，Voodoo TV更是吃错药似的，剑走偏锋和电视搞多媒体集成。反正是一个能打的也没有。

2000年3月，3Dfx最后一搏，以1.86亿美元的天价收购了Gigapixel的公司。此举是为了获取技术弥补产品技术的不足，为上市做最后的冲刺。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第二季度财报发布，销售业绩几近腰斩，3Dfx失去市场竞争力的现实大白于天下，重金收购的最后一搏耗尽了最后的现金“子弹”，巨人退场进入倒计时。

2000年12月15日，3Dfx发布了最后的财报，业绩惨淡无可救药。同一天，3dfx宣布倒闭，以7000万美元的低价“卖身”老对手英伟达。

被GeForce 256“卷”走的不只是3Dfx，1996年到2001年，全球显卡制造商从45家减少到12家，3年卖出1亿张GeForce 256的英伟达成了最大的赢家，从此不再“嫉妒”，成了被“嫉妒”的对象。

这场悲壮的最终对决，并没有为老黄增加多少人设素材。市场竞争归根结底是比的是产品，而不是华丽的人设。老黄没有做什么出格的动作，只是打造了一个划时代的产品，打开了通向新时代的大门。GeForce 256，一款性能卓越的显卡，也是第一个被明确定义的GPU产品。

黄仁勋究竟是不是“GPU之父”？

GeForce 256问世时，玩家用户关注的是它强大的图形处理性能。然而，这款产品真正划时代的意义不只是呈现华丽的图像，而是独立于CPU之外的“算力革命”。

其实，这种独立性并不是GeForce 256首创的，九十年代的日本显卡厂商就曾有过类似产品的早期版本，从3Dfx手上抢走世嘉新一代主机的NEC就有过这样的产品。但是，以忠诚服务甲方为己任的日本同行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小步”的革命意义，没有沿着独立开发GPU的技术路线走下去。英伟达在GPU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ATI也在1998年制造出了具备独立图形处理能力的显卡，也没有赋予它单独的产品概念。

因此，老黄自居“GPU之父”一直存有争议，有“老黄爱吹牛”之嫌，但是没人能否认他的确是GPU的定义者。老黄也许并不是GPU的“肉身”之父，却是GPU的灵魂缔造者。

英伟达在产品发布会上用精确而又通俗的方式，向公众解释了GPU和CPU的区别。CPU好比是个数学教授，可以解高难度的微积分，而GPU就像是个小学生，只能做简单的加减乘除。单独一块GPU的计算能力，远不如CPU。但是，就像一个教授只能一次解一道难题，CPU必须按部就班地一步步解题，而GPU却可以一百个小学生同时解一大堆四则运算题，这就是GPU的“并行计算”能力。

所以，面对大量简单重复的计算任务，GPU的运算效率远超CPU。结构更简单甚至可以说更“低技术”的GPU却有更大的算力提升空间和更灵活的算力应用。这种应用潜力后来被总结为通用计算能力。这就是GPU算力革命的划时代意义。

总之，GPU概念被清晰的提出，意味着这一产品有了独立的技术定位和技术发展路径。

老黄定义了GPU，意识到了GPU有巨大的应用潜力。但是，率先开发GPU新应用的，不是制造GPU的老黄，而是市场需求。

科学家对GPU并行计算显示出巨大的兴趣。科学研究给人高深莫测的印象，然而在真实的研究过程中，真正消耗科研工作者大量精力的不是创新的脑力劳动，而是大量简单重复的计算。GPU的并行计算无疑是解放科学家脑力的最优解。

但是，这一市场需求并不容易在商业上实现。从商业角度看，科研计算是一个小而分散的市场，总规模不过几十亿美元。如此小的市场，应用场景的差异却很大。这意味着大量的研发资金投入到一个小众需求里，怎么看都是个大炮打苍蝇的鸡肋生意。

黄仁勋依然决定架上大炮打，2006年CUDA诞生。CUDA是为英伟达GPU设计的运算平台和编程模型，有了这个工具，用户可以自行编程开发，这让GPU的算力真正变得通用。想法很前瞻，科研工作者很欢迎。但是，大举开发科学计算这样的小众应用实属逆天，英伟达再次陷入生死困境。

英伟达为CUDA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全员开发导致英伟达成本激增，影响了业绩。更难堪的是，安装CUDA逻辑电路牺牲了产品性能，2008年闹出了轰动一时的“显卡门”事件——安装英伟达两款CUDA电路显卡的电子产品出现了显示异常的问题，消费者集体诉讼，苹果、戴尔等大客户也对英伟达十分失望。

最糟糕的是，“显卡门”的持续发酵还让英伟达失去了手机芯片业务的大蛋糕。一连串打击之下，2009年、2010年英伟达出现了罕见的亏损，直到2011年才勉强回血。

华尔街对热衷CUDA英伟达发出了最强的警告，对CUDA估值竟然为0，侮辱性和伤害性高到爆表。股价更是跌跌不休，“黄为什么要做CUDA这种没人用的东西？”成了华尔街的热门话题。

十年之后，AI崛起，英伟达登上王座。所有质疑烟消云散，都化作了鲜花掌声。CUDA不仅赋予了英伟达GPU真正的通用计算能力，还打造了完整的软件生态，这成了英伟达垄断人工计算算力供应的护城河。竞争对手的产品如果没有压倒性的性能优势，那么已经习惯CUDA生态的用户是不会放弃英伟达的GPU产品的。

90%的市场份额、1000%的利润，都是这条生态护城河的成就。

这种生态优势在IT行业并非首创，微软视窗系统的成功就是生态覆盖的胜利。但是，黄仁勋的成功并非“抄袭”微软。因为老黄豪赌CUDA时并没有清晰的生态意识。他后来回忆这一逆天改命的重大决策时说“我当时认定的是投资加速运算，我相信加速运算如果能成功，一定会有更大的市场”。至于结果，他说“船到桥头自会直”。老黄不是先知，更不是穿越者，也不是一个追求乌托邦理想的科技极客，在皮衣纹身的另类人设包装下，他是一个拼市场的科技商人。这就是黄仁勋的底色，人设之外才是真相。

创始人的人设已经是硅谷科技企业的营销模版，这些聪明的科技精英们知道大众想要看到什么——理想主义的科学狂人、浑身反骨的叛逆者、对抗华尔街的英雄。硅谷的科技精英很乐意为大众提供这样的“增值服务”，好产品搭配好故事就是更好的产品。这些精心准备，再经过大众媒体传播再创作的人设，并非纯粹虚构。

比如六零后的老黄，在嬉皮士文化鼎盛的时代成长起来，皮衣纹身的时代烙印当然是真实的。这些看似非主流、高度个人化的文化元素，无疑会影响他的经营方式、企业战略，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商人本色，科技商人也是商人，对市场的判断、对产品的追求、在风险与收益之间权衡取舍，与古往今来的商业人士没有什么不同。

所有成功的企业家，都有相同的企业家精神。他们不是市场的先知，而是市场的先行者。他们发明、创造、定义了自己的产品，甚至自己都未意识到这些产品的全部意义。因此，他们的成功或多或少都有偶然的幸运，比如对手的失误、新生的市场需求，这些都在他们的计划之外。

但是，市场没有侥幸的赢家，机会总是留给最有勇气、准备最充分的赢家。黄仁勋就是这样的市场赢家。他和英伟达能不能继续赢下去，并不重要。因为只要开放的、充满竞争的市场存在，新的、更好的产品就会源源不断地被创造出来，每一个人都是这种创新活力的受益者。

呼唤中国自己的英伟达

显卡诞生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个资金门槛不高、技术含量有限的边缘产业会成为算力革命的起点，最终成为打开人工AI时代的钥匙。这是一个“计划外”的奇迹。这个创造奇迹的机会曾经公平地摆在各国面前，其中也包括中国大陆。

其实，中国大陆的显卡研发起步并不晚。和当时的很多科研领域一样，我们的显卡研发流程是很标准的计划流程——科研机构的实验室“成功填补国内空白”，然后是“国家队”的国企龙头宣布商用化成功。

1992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成立了显卡研究室，开始了国产显卡的研发工作。1994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制出了国内第一款显卡——“天河一号”。1997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与中兴通讯合作研制出了第三代显卡——“天河三号”，这是国内第一款商用显卡。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没有“乱相丛生”，更没有“无序扩张”，队形整齐、行礼如仪。

即便我们还能多走两步，也走不了多远。显卡最大的需求来自游戏产业，这是很多国人咬牙切齿、恨其速死的“精神毒品”，无数的管制和限制之下，我们这个全球最大的游戏消费国却始终没有成熟的游戏产业生态，作为游戏产业重要分支的显卡产业能走多远？

没有游戏产业的良好生态，十个、百个黄仁勋又能如何呢？即使有了英伟达，还没有成长到90%的市场占有率，就会死于“垄断恐惧症”的口诛笔伐之下。

中国没有皮衣刀客老黄，没有自家的GPU产品，一切都在“计划”之中。往事不谏，成事不说，人工智能时代的大门已经打开，眼前这一步要怎么迈出，总要有个思量。2023年9月5日中国工程院郑伟民院士谈国产GPU时说到“60%硬件性能+好生态，好过80%硬件性能+坏生态”，非常中肯。技术生态很重要，但是没有好的市场生态就没有好的产业生态，没有好的产业生态又怎么会有好的技术生态呢？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