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家印度CXO抱团抢单，三星、富士拱火，中国"药明"们顶得住吗？

图源：豆包

韩国之后，印度也开始“抱团”了。

近日，印度生物科技大展（BioAsia）于海德拉巴国际会议中心举办，展会有两点引起了行业注意：

一是跨国药企进一步加大了对印度的投资力度。安进在海德拉巴投资2亿美元建新中心、雇用2000名员工，专注于应用AI和大数据科学来开发药物；默沙东在印度扩招，员工从1800 人增至2700人，并设立了新技术中心。

二是印度11家本土CXO企业联合成立了一个创新制药服务组织（IPSO），成员包括Syngene、Aragen Life Sciences、Piramal Pharma Solutions、Sai Life Sciences等，旨在提升印度在全球CDMO市场的竞争力，争取更多国际大药厂的合作订单。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去年6月的一件事：彼时韩国总统办公室表示，由韩国、美国、日本、印度和欧盟共同参与的民官联合“生物制药联盟”在美国圣地亚哥正式成立。

表面上，几个国家和地区“组团”是为了提高行业经营效率，实际用意却是将中国的创新药及供应链排挤出去，单建个群自己玩。

早有业内人士预测过，中印双方未来将进入医药全产业链竞争时代。如今韩国“建群”后不到一年，印度内部也加强了联动。全球虎视眈眈之下，正在崛起的中国CXO究竟该如何应对？

印度抱团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印度新成立的创新制药服务组织（IPSO）中，包括Syngene，Aragen Life Sciences，Piramal Pharma Solutions等，有不少都是欧美药企“扶持”起来，为了减少对中国CDMO需求的企业，他们共同具有技术能力较强、成本相对较低等特点。

以Syngene为例，其已从CRO渐渐发展成为全方位的CDMO，建立了涵盖包括小分子、生物制剂、抗体药物偶联物的全面能力体系，营收规模近几年增加了25%-30%。前不久，澳大利亚银行集团麦格理还给予了Syngene“跑赢大盘”的评级。

再比如Aragen Life Sciences，员工数量过去五年几乎翻倍，全球最大的10家制药公司中，有7家是Aragen的客户。

这一切都离不开地缘政治冲突导致产业转移的大背景：2023年‌，中美博弈加剧，“China+1”概念引起热议，越来越多的海外客户开始寻求将印度纳入其供应链。‌2024年‌，印度与美国深化技术合作，通过iCET机制推动国防、医药等领域的供应链转移，进一步巩固了印度“替代中国”的定位。

期间，印度CDMO行业都因订单转移获得了阶段性增长：2019-2023年，印度CDMO营收总体呈上涨趋势，年复合增长率为10%-20%，净利率约为15%-20%，主要收入来自北美和欧洲。

波士顿咨询一份报告表示，印度CRDMO行业正处于转折点上，目前市场价值约40亿美元，到2035年有可能增长7倍。

除了CDMO领域之外，近几年在原料药领域，印度也一直在寻求和中国的“脱钩”。

疫情期间，印度曾做过相关统计：印度每年从中国进口约1740亿卢比（约174亿元人民币）原料药，占其全部原料药进口总额的约43%，许多关键抗生素类原料药对中国的依赖程度甚至接近100%。随着新冠疫情突袭，中国原料药出口停滞，印度市场上几种常见原料药价格涨幅高达50%-200%，带动部分成品仿制药价格飙升。

这让印度政府开始思考不能过于依赖进口的问题，颁布了原料药及关键起始物料的生产关联激励计划（PLI），鼓励加大原料药和医药中间体的本土化生产力度，数年间拨款数十亿美元，鼓励印度私营公司和外国企业开始生产原本严重依赖中国生产的50余种原料药。

在上述一系列激励政策刺激下，印度原料药行业一度成为了资本的热门目的地。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汇编数据显示，2021年印度原料药行业的并购和私募股权交易翻了一番，达到7.95亿美元。2020年这一数字还只有2.93亿美元，疫情前的2019年，则仅仅为3000万美元。

据穆迪印度子公司评级机构ICRA Limited的估算，十年后，印度对中国原料药的依赖将减少35%。

种种“大势”的催化下，IPSO应运而生。企业之打算联合起来，抓住机遇，敦促印度政府消除监管障碍，加快重要原料药进口审批，解决在扩充人才规模、建立一级供应商生态系统、开放资本渠道、制定行业友好型政策和法规上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在原料药进口审批时间方面，印度企业通常需要8到15天的时间来启动项目，而中国同行则可以在3天内完成。另外，由于缺乏集中的、数字化的清关系统，审批经常延迟。

最终的目的，自然是进一步提升印度CRDMO的国别竞争力，与中国分庭抗礼，乃至替代。

中国CXO怎么办？
早在去年6月，韩国、美国、日本、印度、欧盟，成立“生物医药联盟”消息一出，就有悲观者就直言这是对中国创新药及供应链的一次全面“围剿”。

毕竟，几大经济体在全球生物医药行业的分工实在过于鲜明，甚至可以做到“各司其职”：以美、日、欧盟为代表的全球创新药研发第一梯队，三星生物等为代表的韩国CXO企业；印度则供应了美国60%以上的过专利期仿制药，生产的500多种原料药有60%销往国际市场。

可以说，高、中、低端产品、原料药与供应链都聚齐了。

其实这五个经济体之间彼此本就存在竞争与矛盾冲突，然而面对新崛起的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多方“合纵连横”，只为垒起一座不可逾越的城墙。

如今印度内部进一步整合发力CXO，预示着一场全球CXO的决战时刻已经悄然打响。

对这场战争的结果，行业里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意见。

悲观者认为，近年来，随着印度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以及人口数量的增长，低成本、高学历人才数量逐渐上升，加之较低的人均薪酬，印度的“工程师红利”也愈发显现。而在国际化方面，印度也具有更大的优势。

一篇名为《中印医药产业竞争力比较研究》的文章中提到，印度大型制药企业在建立之初就重视国际市场，企业管理体系和质量体系都按照欧美标准建立，配套完整的运行稽核查体系，符合美国FDA、欧盟、世界卫生组织等认证的需求。

乐观者则认为，印度CDMO公司尚无法对于中国同业进行有效替代。原因有三：

首先，印度的CDMO公司在收入规模、员工人数、基础设施投入、质控能力等方面均与中国同业存在较大差距。

其次，中国的“工程师红利”是在认可药品专利保护、完盖的基础建设等背景下所特有的显著优势，印度则因为高等教育产业的快速扩张，人才质量是否能得到保证存在疑问。

最后，中国小分子CDMO的竞争力依旧强劲，增速整体仍快于印度。具体从2024年Q3业绩来看，药明康德化学业务（扣除新冠影响）增长26%，博腾股份小分子业务（扣除新冠影响）增长29%，康龙化成小分子增长21%，凯莱英（扣除新冠影响）增长19%。同期欧洲代表性小分子CDMO增长放缓，印度增速减慢且出现负增长趋势。

目前趋势的发展似乎更加倾向于后者，由于技术积累、质量控制等能力尚未完全匹配国际标准，印度CDMO的规模化发展仍旧受到制约，印度头部企业曾公开表示，其客户数量实际并没有快速实现大幅增长。

全球的“围剿”似乎也并未对中国CXO的获客造成显著影响。2024年前三季度，药明康德新增客户超过800家，维持现有超过6000家活跃客户群。截至2024年9月底，公司在手订单438.2亿元，同比增长35.2%。

再看药明生物，2024年上半年新增了61个项目，其中一半新签项目来自美国，在手的总项目数来到742个，相比2023年上半年还增长了不少。

药明生物首席执行官陈智胜在中报业绩会上表示，现有项目方面，仅有1个美国 biotech客户正在考虑将现有临床阶段项目移出药明生物。在公司600个客户里仅有50个在法案被引入后表示担忧，显示其服务能力的独特以及带来的高客户粘度。但也有美国的本土调研表示，不少跨国药企考虑将原有合作订单分散出一些给到其他供应商。

当下，印度的CXO行业规模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不到。药明生物盈利能力是Syngene的7倍，而市值仅是Syngene的两倍。即使药明系不能开展美国的基因疗法业务，个别被印度公司拿去，CXO的要素资本投入和工程师都是需要时间和土壤积累的。药明一年的资本投入是印度公司的10-20倍，这些差距当下都未被市场合理反映出来。

而药明一直践行的“跟随分子”策略，即从早期挖掘药物研发全过程的价值，从CRDO扩展到CMO，未来的发展亦不容忽视——如果所有初创公司都选择药明并保持合作，那么未来所有的CMO工作都会被药明占据。

归根结底，CDMO的壁垒在于高质量、经过多个项目验证、有丰富的成功经验，成本优势其实并不是全部。